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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下，李虎抵达长安。。。

李虎自西征离开长安开始。到现在快两年了，远离中枢的时间太长，长安的一系列变化让他有眼花缭乱之感。

罗思南和御前司决定，在长安举行一场盛大的典礼，迎接李虎和远征大军回京。

这场典礼非常成功，长安上下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喜庆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八月上。

李虎非常忙碌，周旋在宴会和各色人群之中，直到八月初六，才一次参加了朝会，向皇帝和百官禀奏了征伐之事。

御前司是罗思南和长安各方势力互相妥协的一个最高权力机构，现在李虎回来了，做为摄政王，他本身就拥有等同于御前司的权力，那么御前司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李虎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与其它宰辅大臣共享？

当所有的宰执们都认为御前司的使命已经结束的时候，李虎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继续保留御前司这一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当前形势并不好，李虎尚不具备登基称帝的条件，在未来一段时间，他还要率军征伐，在中土没有统一之前。在中土没有稳定之前，仓促称帝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冲突，最终导致功亏一篑，所以李虎非常谨慎，他仔细考虑后，决定保留御前司，以最大程度地缓解长安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

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也是李虎、罗思南和一帮宰执大臣们都在思考的事，那就是中央是不是要高度集权？皇权是不是越集中越好？

大宋一朝为了高度集权，其基本国策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行政、财政、监察各个体系，实施高度的分权，而高度分权的后果大家都看到了，大宋王朝竟然在鼎盛时期，因为北方强虏的入侵，突然就崩溃了。当然了，崩溃的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还是过度“分权”造成的。过度的“分权”的确造就了高度的集权，皇帝大权独揽，从皇帝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好事，以为自此可以永保江山，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李虎把持权柄后，主持变革。其中首要变革的国策就是“分权”。权力肯定是要“分”的，互为牵制和监督嘛，但这个“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造成混乱，就会失控，以至于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当中央、地方和军队的权力被层层分割后，皇帝手中的无以伦比的权力事实上反而被极大的削弱了，任何一个政策、命令最后都无法传递贯彻下去，因为下面权力分得太散了，没有人可以承担责任，也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结果政令不通，国事陷于混乱。

长安朝廷在官制上的一系列改革，集中体现的就是“有限分权”，但有限分权的最大弊端就是中央权力减弱，皇权减弱，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如何处理好皇权和相权的关系，成为长安朝廷最为头痛的事，也是争论最激烈、利益牵扯最大的事。

李虎肯定要夺取赵氏大宋的江山，他要登基称帝做皇帝。在他没有登基之前，他为了大权独揽，当然要极力削弱皇权，当等他登基称帝了，做皇帝了，他还要大权独揽，于是他又要迅速增强皇权，矛盾由此非常突出。

御前司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李虎的难题，缓解了这其中所蕴藏的激烈矛盾。他在没有做皇帝之前，可以利用御前司来削弱皇权，等他做皇帝了，他可以随时撤消这一临时的最高决策机构，再把权力拿回来。

然而，同样的问题出现了，皇权和相权到底如何分配？大宋王朝因为皇权高度集中，结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的王朝肯定要吸取教训，不能重蹈覆辙，那么，在新王朝里，皇权和相权应该如何分配？

李虎在御前司这个临时决策机构上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御前司其实就相当于过去的御前决策会议，皇帝和宰执大臣们坐在一起共商国事，拿出决策，所以这个御前决策会议某种程度上就是皇权和相权的结合体，皇权和相权在这个决策会议上互相妥协，最终达成一致。

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他只有一个脑袋，只能做自己那份事。而宰执们大臣们各司其职，都有具体的工作，也不可能代替皇帝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因此，一个王朝若想稳定、富强，皇权和相权必须各归本位，各自干好各自的事，任何一方侵犯了对方的权力，最终都将造成王朝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