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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的承诺并没有让这些富商巨贾们心花怒放。

这些富商巨贾也是饱读诗书的人，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出自官宦世家，对国政的理解甚至超过了朝堂上的官僚，他们知道仅靠李虎的力量与整个“士”人阶层抗衡，根本不现实。

李虎显然也清楚，所以他在变革具体政策上的制定和实施上表现得非常谨慎，他在给变革制定了大方向之后，步伐虽然坚决，但很小，尤其这第一步，跨得非常小，这也是骊山议政第二阶段刚刚开始，朝廷官僚就和地主商贾爆发们激烈冲突的重要原因。

这两个集团都信誓旦旦的宣称，他们代表底层百姓的利益。

士人官僚集团做为拥有统治权的一方，这么说理所当然，他们对地主商贾逐利的本性看得非常透彻，所以李纲才在妥协的时候，第一时间拿出了一个最低薪酬制度。底层百姓不论从事工商还是其它行业，首先他们没有土地，一旦失去了生活来源，他们无法生存，最后无奈之下只有造反，这使得朝廷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最低薪酬制度可以保证除农夫以外的其它从业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生活下去，这既可以防止地主商贾过度剥削底层百姓，也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地主商贾集团做为弱势一方，对朝廷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而朝廷控制在士人手中，士人并不都是礼义高尚者，尤其在本朝，士人把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在攫取了大量特权之后犹不满足，更是把以权谋私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贪污腐败横行。尤其变法派，以变法富国强民为借口，用国家政策来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肆意搜刮。地主商贾集团则巧妙利用各种手段，尽可能把这种损失转嫁给底层百姓，结果导致底层百姓穷苦不堪。现今地主商贾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当然要以保护底层百姓的利益为借口，确保国家政策对自己有利，继而也间接保护底层百姓的利益。

两个集团都拿底层百姓的.利益做为博弈的武器，这让李虎无所适从，急切间根本找不到一个折衷、妥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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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五位巨商中，成都

的长孙康宁非常突出。

长孙康宁有五十多岁，身材削瘦，.长须飘洒，稳重和精明。这个人很博学，对财经有很深的研究，以交子制度做为财经制度改革核心的策略最早就是由他提出来的。范直昌在成都的时候，和他过从甚密，深受他的财经观点的影响，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和调研之后，随即拿出了一套较为完成的以财经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变革策略。

范直昌回到长安后，把他引荐.给了李虎。李虎和他做了几次深谈，对他的才学也是钦佩不已。

长孙康宁的名气本来就很大，骊山议政这段时间，.他凭借自己的实力渐渐成为大地主大商贾的魁首。

长孙康宁认识范直昌之后，做了一番深思熟虑拟.定了一套慎密的计策，其中的重点就是把自己有关财经方面的理论和经验运用到这次变革中。这首先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其次也有一点济世安民的想法，有才能的人难免都有一些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愿望。

在骊山议政期间，他忽然发现自己这个愿望有.实现的可能，于是他的野心渐渐开始膨胀。

这次筵席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范直昌和长孙康宁在说话，其它几位巨商则唯长孙康宁马首是瞻，轻易不发表意见。

“大帅打算何时发动西征？”长孙康宁在李虎做出一系列的承诺后，马上把话题转到了西征上。

李虎顿时有些不高兴了。

长孙康宁显然不相信他的承诺，直接以西征做为威胁。李虎急于发动西征，而西征需要大量的钱财和物资，目前情况下，国库满足不了，只能向各地的地主商贾赊借，这也是李虎以共议国事为名把他们请到长安的真正目的。

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有算，只是谁都没有想到，李虎竟然真心诚意地请他们共商国策。骊山议政的第一阶段确立了基本国策和发展战略，这个成果斐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但是进入第二阶段，进入实质性变革政策的拟定

后，被掩盖的矛盾立即爆发，而且还非常激烈，其原因就是李虎的诚意给了地主商贾们以前所未有的希望。

官僚集团的激烈反应在他们的预料当中，而长孙康宁和一帮大地主大商贾们早有对策，这个对策的重点就是西征，这是迫使李虎和朝廷做出让步的杀手锏。

李虎忍住心里的恼怒，面带笑容，直接把话挑明了，“西征时间的决定权不在我手上。”李虎停下来，仔细观察了一下众人脸上的表情变化，然后把目光投向了长孙康宁，“你认为我何时可以发动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