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城市人口在历代历朝中是最多的，超过总人口一成以上的人居住在大约三千多个城镇里，这些城镇里集中了工商业和其它行业。以商税来统计城市的富裕，其中汴京、兴元（今陕西汉中）和成都为最，每年的商税收入都在四十万贯以上。每年商税收入二十万到四十万贯左右的城市有五个，而十万到二十万贯的城市超过二十个。大宋有三千多个城镇，如果平均每个城镇每年收入商税一万贯，那就是三千万贯，已经超过了田赋收入。

很明显，把思路改一下，把目光调换一下，大宋增赋的目标应该是城市，是除农业以外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其它行业，是商税，朝廷只要把财经制度变革的方向引向城市、工商业和商税，那么增赋不但可以成为现实，有效缓解财政危机，还可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稳定国祚，富国强民。

＝

范直昌的变革思路当即引起了激烈争论。

争

论的焦点还是一如既往，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采用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还是国家垄断的经济模式。

范直昌是元佑党人的后代，是范仲淹的孙子，范家有两个著名的元佑党人范纯仁、范纯礼，而范直昌这个变革策略恰好就是地地道道的旧党策略，只不过他比旧党更为激进，他采用了更为大胆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的放任自由，坚定地高举着“不抑兼并”的大旗阔步前进。

当今朝堂上，无论是虎烈人还是大宋人，都是变革派，或多或少受到了王安石变法理论的影响，尤其是李复，新关学的变革理论就直接吸收了新学的变革理论，而推动这一变革理论出现的则是赵明诚。范直昌的这个变革思路，明显就违背了新关学的变革理论和朝廷的变革策略，所以李复和赵明诚的激烈反对也就不以为奇了。

从当今形势来说，朝廷需要钱财，需要大量的钱财，而增赋的策略从历朝历代来看，都是果断采取国家垄断的经济模式以便迅速掠夺财富，比如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变革，他为了挽救财政，甚至直接颁布《告缗令》把商人打进

了地狱。李纲、李复、赵明诚等人拟定的财经制度改革就是秉承了王安石和蔡京那一套，只不过步子较小而已。范直昌的这个变革思路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但继续在经济上放任自由，而且步子还越来越大。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自古以来“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深入到士人的灵魂之中。本朝重视工商业发展，首要之务是解决社会矛盾，也就是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以工商业来解决剩余劳动力，但是，无论是工匠还是商贾，地位并没有提高，当然了，比前朝提高了不少，不再是社会最低层的贱民了，但工商这两个行业依旧是贱业，被人瞧不起，所以要大力发展工商业，首先要解放思想，要从学术理论上予以支持，让天下百姓都能接受，然后配套政策才能起到作用，否则你有政策，但没人理会，大部分剩余劳动力还死死守着一亩三分地过苦日子，你能怎么办？

在这个被“士”控制了权力、文化和舆论的世界里，创造财富的工商业者始终是个低贱的行业，以致于其从业者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这从另一个角度反应了“士”对有效资源的牢牢控制，继而牢

牢控制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假如工商业要大发展，那么首先就要提高从事工商业者的地位，工匠和商人的地位提高了，随即可以控制和使用一部分有效资源，继而拿到一部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这将深刻影响“士”的利益，这将触犯整整一个阶层的利益，这是不可想象的事。

十一日中午，议事大堂内，范直昌成了众矢之的，从宰相到各府署官员，几乎是一致声讨。

范直昌夷然不惧，据理力争。

他现在有蔡京的新政做例子，而蔡京新政蜕变主要原因还是连绵不断的战争、灾难和皇室的过度挥霍导致国库入不敷出所致，蔡京、王黼说到底还是为了挽救财政，实在没办法了，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以国家的名义公开掠夺百姓。

某种意义上，新政蜕变和蔡京、王黼祸国的罪名都是不公平的，当时就算范仲淹、王安石坐在宰相的位置上，也要为了填补国库不足而搜刮钱财，退一步说，就算没有童贯的西征和北伐，没有蔡京的横征暴敛，结果还是一样，大宋

还是无法阻止女真人灭亡辽国，无法阻止金国大军南下入侵，因为大宋的体制培养了一批无耻的官僚和士人，这些无耻的官僚和士人已经腐蚀了大宋，大宋逃不过这场劫难。

议事堂上，范直昌一句话就把李纲等人问得哑口无言，“今年的财政支出至少要七千万贯左右，而赋税收入最多只有两千多万贯，其中的亏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