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同治、光绪两朝辅政亲王、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奕訢深知是洋枪洋炮镇压了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国的江山，更知道是这场镇压之战造就了最先引入洋枪和洋务地方督抚势大。（1_1）因此，皇族中必须有人以洋务抗衡或者压制汉族地方督抚的势力。可惜，被奕訢依为得力洋务干将的崇厚早逝，崇厚举办的天津机器局落入李鸿章之手，颇有些给人作嫁衣裳的意味。

二十多年前的历史在今天重演了，还有愈演愈烈的意味。洋务化身为新政，新政魁首杨格远比他的老师李鸿章更有魄力和军略、政略，他兴许少了几分手腕和权术，却总能依靠战略的阳谋战胜对手，这个对手不仅仅包括老佛爷慈禧，如今似乎也包括光绪皇帝。.

从关外新政和新军整编看到大清国未来发展的势头，奕訢不愿意夹在皇帝和杨格之间左右为难了。曾经，在恭王府的乐道堂上，老亲王亲口将孙子溥伟交托给杨格，不能不说是有先见之明。请辞，皇帝不准，那就躲在王府里称病好了！

称病？不成！看看，这才年初三，御前一等侍卫蒙扎哈就登门宣谕，要恭王去毓庆宫“知不足斋”行御前会议。今儿是啥日子？别看恭王称病，京师里大小事儿都算了如指掌，今儿不是皇帝召对杨格的日子吗？

躺在炉火熊熊的乐道堂的火炕上。身上盖着厚厚的锦被和裘皮。老亲王颤巍巍的向一等侍卫说：“蒙扎哈，本王年老病重，不能奉旨进宫了，你回禀圣上，待老奴稍有回复再行进宫效命。”

蒙扎哈却是得了载泽叮嘱的，心中暗笑着伏地道：“回爷的话，圣上与总长在毓庆宫相谈甚欢，总长已经电令关外军团参谋长陈固率两营宪兵进关督查各地去年递解赋税。据御前大臣说，圣上有意出洋赴英吉利国参与该国女王登基六十年庆典，还有。还有，王爷，驻防八旗要撤销经制啦！”

奕訢一下子掀开锦被裘皮，坐起身子大声问：“真的？蒙扎哈。你没蒙骗本王？”

“爷，蒙扎哈句句是实。”其实，蒙扎哈也是蒙古他囊布，位分仅比满清宗室的贝子差半级，不过在恭王面前，也只有老老实实自认奴才下人的份儿。

“那......稍等，本王收拾一下即刻进宫。”

恭王奕訢是如此，户部尚协办大学士翁同龢也是如此，只是，翁同龢的立场有些不同。新政强国。加强中央集权，让自己的学生皇帝拥有大清国无上的权威，是帝师的追求。在帝师眼里，杨格的作为并不算得什么，相反的，杨格是在走强国之路，是皇帝加强对全国各地军政控制的马前卒，该当褒奖！可惜，皇帝却在宗室勋贵们的撺掇下对杨格起疑，让帝师颇觉尴尬。干脆来了个“惹不起我躲得起”，决不插手关乎皇帝和杨格之间的事儿。

请翁同龢的是从辽东战场上下来的敌忾军功勋侍卫庆德，庆德原本跟随胞兄庆常在黑龙江副都统属下为佐领，建功后入选三等侍卫进宫。在宫里，庆德被人看做依克唐阿和杨格的人。有他请翁中堂，翁中堂自然会打消疑虑欣然进宫了。

“知不足斋”里的架被挪了地儿。加了一个炉子，皇帝大方的拿出了苏州府特贡皇家的碧螺春，茶香氤氲间，御前会议似乎变得有了几分年节的人情味儿。

“皇上，老臣主掌户部多年，深知税赋厘金征收之弊端，却也只能徒唤奈何。”

翁同龢如此说着，眉宇间却没有户部的事儿被皇帝和杨格插手的不悦，反倒如同松了一口大气般轻松。皇帝和军队要查核税收，任用的又是在前番镇压旧式文人骚乱的陈固，想必会有雷霆般的手段惩治贪墨、清除积弊。只是，查核税收和改革税制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身为户部尚，该提醒的还当提醒。1（1)

“从圣祖爷永不加赋开始，朝廷采用人头税制，轻徭薄役，休养生息；雍正爷开始，改人头税为摊丁入亩的田赋，为雍正、乾隆两朝盛世之基础。道光也之后到同治年间，外敌入侵，赔款日多，用兵之处频繁，特别是发乱、撵乱以来，军费常常无从筹措，又有按圣祖爷平三藩时的成例，令军队就地征收厘金之法。发、捻乱平而湘淮军队众多，朝廷一方面裁撤军队，一方面改临时征集之厘金为征税，方有今日之田赋加厘金二税为主的征收体制。去年户部征收入库九千万两，其中田赋为四千万两，约占税赋总额的四成。田赋四千万两，比较庚寅年（1890年）全国耕地面积为85200万亩，平均每亩摊得田赋仅为四钱银子，可谓轻之又轻。故而，在雍正年间改人头税为摊丁入亩的田赋后五十多年间，全国人口从一万万增加到三万万。圣上，查核税收杜绝舞弊贪墨当立行，改革税制、集财权于中央却要慎之又慎，需考虑税制和人口、土地之间的关联，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还要考虑白银购买力浮动的影响，避免影响民生，造成动乱。”

杨格听得暗暗点头，翁同龢虽然不是现代税收专家，但是主持户部多年，早已经熟能生巧，谙熟其中门道利害了。

光绪却奇道：“如此轻税，如何变成每亩征收一两六分银子的？又如何会影响民生、造成动乱？”

“臣一一为圣上道来。”翁同龢捻须说道：“前番移民实边，开荒辟地，安置流民，一是为解决边防无人、军队久戍而供给困难；二是解决关内失地流民民生。方才臣言道。乾隆、嘉庆年间人口暴增。从一万万增加到三万万，然而耕地却是有限的，百年间除移民实边所得之外，只增加了百万顷，增加之数无法供养两万万人口增加之数。两湖、豫西南、淮西等地耕地原本有限，人口暴增之后，突破人均四亩耕地的天限，又因银价暴涨而朝廷税收以纹银，造成百姓耕地不足而缴纳赋税增加之结果，民不聊生而会道门渗入。方酿成白莲教之动乱。谈古论今，方知移民实边功莫大焉，对稳定江山社稷、解决民生尤为关要。如今在盛京地区以丁授田三十亩，一户丁口平均为7人。将将为人均耕地四亩之界限，只是盛京土地肥沃而荒地较多，可以采取轮耕之法，产出远比关内中原为多。以去年产出为例子，河南开封一带去年未曾受灾，春耕秋收亩产折算黄谷为415斤（清代度量衡为库平营造制，一斤为598克，大于今日市制斤的500克，此处引用现在的市制度量衡），然盛京之锦州府垦屯兵团第一团之大凌河兵团农场。因为水土丰沃而轮种得法，春耕秋收之亩产为700斤。”

光绪目光移向杨格，喟然叹道：“杨爱卿辛苦了。”

杨格欠身道：“职臣不敢贪天功为己有，此乃依帅、耿帅、宜麟、志锐以及军中官兵的功劳。陛下，还是请翁中堂继续谈谈税收问题？”

“田赋原本很低，却占朝廷税收的4成，自嘉庆以来多年用兵，国库早已空虚，故而朝廷每每在缺钱之时对地方以‘捐献’、‘供奉’名目，要求地方捐输。地方只能摊派到民间地亩之上。道光以后，战争、赔款连连，捐输渐成习惯，有的地方官员为了应付朝廷随时要求的捐输，干脆预先征收、加倍征收。以博朝廷之欢心，谋求升迁之道；又或从中贪墨。贿赂公行、官官相护，往往是一官贪墨，群官皆黑，纷纷效仿，造成百姓地亩实际征税远超朝廷定制之况，也造成大清吏治日渐崩坏之局，更因地方督抚在厘金和捐输征收中提留，渐握地方财权，势力坐大，竟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象！以臣的家乡常熟为例，耕地集中于地主手中，田赋、厘金、地租、额外捐输是农人的四大支出，地主只管收租而由租种土地之佃农缴纳田赋、厘金和捐输，朝廷田赋每亩只得四钱银子，地方摊派之捐输却高达一两，如佃农出卖余粮，还需缴纳厘金，值百抽一。又，吏治后，官吏往往加大火耗，百姓以粮抵税或以小钱纳税，户部受的是白银，中间就有粮食和铜钱折算白银的比价，官吏往往压低粮价、铜价而提高银价，又为百姓平添几成负担。再，散银重熔铸成库平白银有火耗四厘，地方官吏摊派下去的最少为六厘。如此一来，江南、两湖、四川、南粤等地人平缴纳赋税一两六分银子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