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在明朝末年活跃了整整五十年，在朝野间影响极大。

早期的东林党并非一无是处，而且正相反，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往往能切中时弊，成员中也不乏正直有为的官员，在学术领域还颇有建树，因而得到各方的认可和支持，一步步从“在野党”成长为“执政党”。

这其实很好理解，如果东林党只是一群垃圾，凭什么独领五十年？

但和现代政党不同，东林党只是松散的朋党，既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也没有统一的政治诉求，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东林党很快发生质变，变成了一个代表着江浙士绅地主阶层的利益集团，内部也混进了很多投机分子，到了崇祯朝和南明时期，东林党人除了党同伐异之外，就只剩下专权误国。

在弘光朝和隆武朝前期，朝廷设在江南地区，正好位于东林党的大本营，所以他们的势力仍然很大，可是随着南直隶、浙江和福建相继沦陷，东林党失去了根基所在，从而迅速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南党和楚勋集团的迅速崛起，也在不断挤压着东林党的生存空间。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没人甘愿退出历史舞台，被逼到墙角的东林党选择了最激烈的反抗形式——政变。

吕大器总结以往宫廷斗争的经验教训，紧锣密鼓的进行准备，东林党广结同盟，和南党、拥桂派、王公勋贵以及广西地方军阀联合起来，以广受诟病的隆武新政为突破口，先把皇帝拉下马再说。

隆武五年的新年到来的时候，吕大器排除万难，终于完成了这个庞大的布局，东林党和他们的同盟基本上控制了桂林城，只等向隆武帝摊牌。

过年有五天的休沐期，东林党人却都忙得焦头烂额，翰林院侍讲周鼎瀚联合了十几个言官，精心炮制了一份万言书，向隆武新政开炮，而且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隆武帝本人，准备充当这场政变的急先锋。

与此同时，陈邦傅的军队向桂林急速赶来，东林党也在暗中加强舆论导向的准备，只等大年初六召开朝会，就要逼迫隆武帝颁布禅位诏书，换唐王朱聿鐭上台。

按理说到了这个时候，无论东林党多么小心，都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但是隆武帝的反应却一切如常，似乎完全没有察觉。

对东林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不但减少了很多麻烦，还消除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到了大年初五的早上，隆武帝和楚勋集团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眼看已经变成了砧板上的肉，明天一早就任人宰割。

兴奋！忐忑！患得患失！无限的憧憬！

东林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些人并不赞成发起这场政变，或者不赞成拥立唐王，但随着形势渐渐明朗，各种不和谐的声音都消失了，吕大器的威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吃过早饭，吕大器召集东林党的几位巨头，做最后的战前动员，统一思想、协调行动，陈子壮、杨廷麟等东林党大佬都参与这场会议。

“大局已定！”

吕大器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了一切都在掌控中的自信：“隆武新政已失民心，我等只需振臂一呼，必然应者云集，无论今上如何自辩，都只能越抹越黑罢了，再也无法翻案！”

杨廷麟点点头，叹口气说道：“哎，今上本来可以成为一代英主，可惜受奸佞蛊惑，以至误入歧途，真是令人痛惜不已！”

在东林党的几位要员中，杨廷麟最开始是反对发动政变的。

他是崇祯四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干了好几年，文章才学与黄道周起名，后来跟着卢象升去打仗，不料卢象升兵败身死，他也因此获罪被贬到江西，等到隆武帝上台之后，在首辅黄道周的推荐下，提拔重用杨廷麟，先是吏部侍郎，然后是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短短一年内实现了三极跳，位极人臣。

换句话说，隆武帝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杨廷麟一开始反对发动政变，但是吕大器很擅长做思想工作，搬出国家的前途，士绅地主的利益，东林党的命运这三顶大帽子，唤醒了杨廷麟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把个人的一些小恩小惠放到一边，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

虽然如此，杨廷麟对隆武帝仍然抱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不愿看到他的下场过于悲惨，叹道：“我等此番起事，是为天下士绅请命，将来却免不了在史书中留下骂名，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动刀兵，今上只要愿意禅位，不妨就以唐藩王爵，多少保留几分体面。”

第一不要动刀子，第二给隆武帝一个唐王封号，让他和朱聿擙换换位子。

吕大器对他的这番话很是不以为然，脸上的笑容却极为真诚：“兼山（杨廷麟号）先生说的不错，今上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勤勉质朴，亲君子远小人，颇有中兴明君之相，可惜自从汀州遇险之后，受傅冠、汪克凡等奸佞蒙蔽，一意孤行，穷兵黩武，落到这般田地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