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冯同学,注意你的语气,大家讨论问题嘛,虽然你一直都说得很有道理,也没必要那么咄咄逼人。”顾教授虽然很支持冯见雄的观点,但也不希望他失了礼数,不由提醒了一句。
“对不起,顾教授,刚才是我一时激于义愤,急于伸张正义,所以语气急切了些。”冯见雄不卑不亢地解释了一句,然后转向付成才,吊打道,
“照你的逻辑,你遇到一个义士,做了一件义举,然后你上去称赞一句:‘哎呦你好有道德哦,您是被道德感召的楷模!’那他就一定应该感谢你咯?荒谬!信不信有些人就是会一耳光扇死你!”
冯见雄说到这儿,稍微收敛了一下,请示了一句顾教授:“教授,我很想证明这个观点,需要讲一个故事,可能有点长,如果你不嫌我啰嗦,那我就证明好了。”
“请便。”顾教授也颇感兴趣。
“好的,”冯见雄清了清嗓子,侃侃而言,“我们假设,付成才同学,成功穿越回到了500年前的德国——啊不,应该说是神圣罗马帝国。
那一天,一个名叫费尔南多的、常年在弗兰德斯地区香槟大集市经商的外国商人,经过美因茨大教堂,找年轻的教区主教告解。
他拿出一打前几天刚刚从负责整个神罗帝国教区的大主教冯.勃兰登堡那里买来的赎罪券,对教区主教马丁.路德说:我经常经商欺诈,放高利贷,还弄得人家破人亡过,心里不安。所以我买了赎罪券,但还是不安,你安慰安慰我吧……”
冯见雄的例子说到这里时,顾教授忍不住就微微一笑,似乎颇有默契。
他不是学历史的,但对这段故事还是很了解的。
因为他平素最喜欢拿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让学生写论文、读后感。而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是1644年诞生的,当时正处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
三十年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场新教和天-主教的决裂战争。战后所有德意志邦国不得不选边站队,支持其中一种。
而“出版自由”的权利,正是新教胜利的产物。而新教产生的渊薮,则是1517年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所以,冯见雄这个例子,着实挠到了顾教授的痒处,一阵阵共鸣的心有戚戚焉。哪怕他再不学历史,也不可能不学这段历史。
只听冯见雄继续往下讲:
“马丁路德肯定要问费尔南多:那你有没有真心悔改呢?以后还会不会继续放高利贷,继续为了逼债为富不仁弄得人家破人亡呢?
费尔南多想了想,就说:高利贷肯定还是得放啊!不过我下次再生意欺诈犯下罪,我再掏30佛罗林买一张赎罪券好了!
马丁路德当然会让他滚。
费尔南多则会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老子是从你的上司、大区销售总监冯.勃兰登堡大主教那里买的赎罪券!老子今天来找你不是求着你,是来找你售后服务的!
然后马丁路德就甩手不干了,回去写了《95点纲要》,往美因茨大教堂的门上一钉,求冯.勃兰登堡大主教喷战哦不是论战,从此把数百万民众从欺世盗名的赎罪券中解脱出来,功德无量——”
冯见雄说到这儿的时候,恰到好处地转向付成才,然后用设问的语气揣测:“想必,如果付学长穿越回500年前,亲眼、就近看到这一幕,一定会走上去,对马丁路德先生恭维道:路德先生,您真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敢于揭发丑恶、弘扬义举——是不是这样?”
付成才完全没抓住故事的重点,眼珠子瞎转了半晌:“这……这有什么问题么?”
“那真是太可惜了——因为这样的话历史上已经有人对马丁路德先生说过了。如果你也去这么干,换回来的下场估计也就是被路德先生扇一耳光,然后回敬你一句:mmp!我是受到了天启!每个人只要虔诚,都可以从内心自发感受到主的意旨,而不需要假手于腐朽!
我今天做出的一切决断,是因为我就感受到了那种天启的投射,而你竟然侮辱我说我是基于人类的德行才这么干的?信不信我扇死你?”
新教伦理在接受神启这个问题上,和天-主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认为神的启示是虔诚者可以自发感受到的,而后者认为你必须通过教会的“点化”(暂时用这个词)。
以马丁路德的脾性,遇到这种情况还真会这么干。
虽然冯见雄的讲故事方法非常风趣随便,但是在区区几个人的场合,话题效果却是出奇地好。
尤其是让顾教授100%接受了“道德并不就比信仰高尚。反正只要是行义举,只要内心却是是想要行义举,基于何种具体动机并没有优劣之分”这个观点。
很多人因为信仰而干好事,你说他因为道德而干好事,人家说不定反而跟你急呢。
付成才最后一个对冯见雄人品的攻击点,也被冯见雄反杀得人仰马翻。
可是,冯见雄怎么会轻易放过这条落水狗。
任何主动挑衅者,都必须下重手震慑。
“你没话说了?行,那我也说两句——那天的场合是什么?是辩论赛。辩论赛的观点,是双方抽签决定的,不是我挑的,甚至都不是我本人去抽的。这是一种锻炼口才和思辨能力的场合,居然能被扯上政治正确,你这人得是有多敏感?
如果当时让我抽到反方的辩题,‘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信不信我一样能赢?我试图让某一方赢,和我自己本人的观点、政治倾向,有一毛钱关系么?不管抽到了什么题,为了竞技精神,本来就该穷尽一切合法手段争取胜利,这有错吗,还能跟人品联系起来?按照你的逻辑,律师为嫌疑人脱罪,倒是在同情罪犯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