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的粮食供应已经没有像抗战刚开始时那么紧张了，经过几年的不断推广，国统区农民种植的水稻、玉米、土豆、番薯、蔬菜等作物，大部分都是安毅集团的农业研究机构研发出来的高产品种，农民们养殖的猪、牛、羊、鸡的品种也经过改良的，有些地方的农民还走出了小农经济圈子，效法现代化农场的做法，办起了初步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养猪场和养鸡场，用过去一直废弃或者拿来烧火的庄稼秸秆进行发酵作为饲料，还有的建起了沼气池，代替了沿用了几千年的柴火，极大地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

钟彬在陕西带兵时，就亲眼看到原本干涸的梯田，由于引进了南华生产的水泵，一层一层地把水从低处向高处送，原本只能看天吃饭的庄稼，也变得水旱由人，亩产比起以前翻了三倍都不止。

同时，由于免费获得土地的诱惑，大量农民外迁，江浙一带的地主被逼采用机械化作业，联合播种机和收割机开始在农村普及，同时化肥和农药投入使用，这更加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成。

钟彬率部进入云南，在驻地附近看到一些村民报名参加由南华农业专家举办的农业致富班，学习如何科学种植平菇、蘑菇，养蚕抽丝。

所有这些，都让钟彬有一种安毅功德无量的感觉。

“我看未必，以国内现在的情况，就算是收成好了，农民也得不到多少实惠！”

甘丽初皱着眉头说：“官场的贪腐我就不说了，就说我们军中吧！我手下有几个河南籍将领，他们说河南被汤恩伯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河南本来就连续数年的自然灾害，而汤恩伯不恤民力，总是巧立名目屡屡向农民征收重税，把农民的最后儿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

“河南民众现在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百战之地，又面对‘两年三决堤，百年一改道’的黄河，常年水旱灾害不断。最近的一次大规模黄河水灾，是1940年的洪涝灾害，由于连续半个月内连降暴雨导致溃堤，河水奔腾而下，夺淮入海，水退后形成长达数百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沙滩河汊。

“由于小毅率部取得的淞沪和浙东会战的胜利，日本人没能打进长江口，江南最精华的地区得以保存，豫东、皖北、苏北和山东地区，成为中日交战的主战场。第一战区几十万军队在河南驻防，军粮马料及兵源补充，全靠在河南就地取材，沉重的兵役徭役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枯竭，即使风调雨顺，农民缴纳粮赋之后，也没有什么节余。而雪上加霜的是，自四一年后连续的久旱无雨，更加重了负担。

“河南的四害‘水旱蝗汤’中，以汤为最，就是汤恩伯和他统帅的军队。他的部队连土匪都不如，凡是部队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强制离开，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留下的妇女、财产任由他们处置，所过之处，就像蝗虫一样把财物搜刮一空，稍有姿色的女子都逃不脱被侮辱的命运，老百姓绝望之下只得抛弃家园，前往蒙古，随后又迁网西伯利亚和中亚，在那里过上安定的生活。”

众将一听都沉默下来。

汤恩伯此人向来飞扬跋扈，与同僚的关系非常糟糕，这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汤司令打仗最喜欢的就是那种飘忽无常的机动战，当看到形势有利时，就迅速来个短促突击，否则便退避三舍。

每次临阵，汤恩伯的指挥部都没有固定地点，他只带少数随从和电话机四处流动，因为每逢作战，敌机总很活跃，他害怕被敌机发现而招致危险，所以不愿长时间停留于某一地点，以至于司令部的其他人员都不知道总司令在何处。

抗战爆发后汤恩伯仅有的几次战功，都是蒋委员长亲自向他下令，并严令不得后退，汤司令才硬着头皮上的，在友军几乎损失殆尽也消耗了敌军主要力量的同时，算是打了几场胜仗。因此，这个人跟同僚的关系差到了极点，反正要是他的部队出了事，大概没人愿意来救他。

不过，汤恩伯是浙江人，又是黄埔六期生，是蒋委员长的嫡系。他跟同僚的关系差、军事素质不过硬、军队祸害百姓、战时保存实力等问题在蒋委员长看来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正因为这样，汤恩伯必须也必然对蒋委员长言听计从；不然的话，蒋委员长下条命令，汤恩伯就得完蛋。

在蒋委员长看来，反而那些跟同僚的关系好、军队秋毫无犯、又有足够实力的将领们就太危险了，他们要造反可太容易了。因此，尽管军中颇多怨言，但汤恩伯依然继续当他的河南王。

“相对于国内某些地区的黑暗，南华的民众可谓生活在天堂了！”

同样是农民家庭出身的方天感慨地说：“南华的农民只承担很少的税赋，有些地方甚至常年免税，农民生产的东西都是自己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从这一点看，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啊！”

每一位将领心情都很沉重，相比于地主财阀控制下的国统区，生活在南华的民众和在天堂无异了。

安毅本人对于民众餐桌的关心超乎一般人地想象，早在入主川南推行全面义务教育的同时，他就强制在童子军校实施“学生每人每天一杯奶”的计划，后来入主蒙古，进军中南半岛和中亚，由于奶源地的丰富，这一条政策更是得到了强力推行，所有的大中小学都必须保证学生每天能喝到一杯奶。

民国时期各地方势力分散统治的中国，很多实力人物都推出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政策，早些时候“学生每人每天一杯奶”的措施自然也被当时各方势力暗地里讽刺过，甚至安毅集团内部不少人对此也颇有微辞，因为这大大地加重了财政的负担，不过是因为安毅的威望而坚持下来。

可是进入四十年代，微辞没有了，当初嘲笑过的人现在也笑不出来了。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是一米六左右，而日军士兵早期的平均身高是一米五，后期降到了一米四五。真实历史上，七十年代之前，解放军的服役身高标准就是一米六。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中日两国人的平均身高都超过了一米七，跟欧美人在身高体能上没有明显的差距，这就是营养摄入量提高的结果，而日本人平均身高竟然还高过中国人，就是因为他们在二战后即使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咬着牙推行了“学生每人每天一杯奶”的结果。

安毅既然知道这些，就先行强制实施了，其效果是显著的，喝牛奶长大的一代人普遍比他们的父辈高五到十厘米，有的甚至高出二十厘米以上。在充足的营养和义务教育下，这一代人体力和智力上都超过他们的父辈，也超过国统区的同胞，他们也因此衷心地拥护安毅，不愿意美好的生活被任何势力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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