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滔滔，江南在经历过一场动荡之后暂时陷入平静。被战争所损毁的几座城市，即将迎来重建，富户和百姓迁徙，江南也会迎来一次新的变革。

大军要班师回朝，首先要处置一些遗留的问题，最当首的是如何处置支持淮王称帝的淮地大家族。

镇压不可，不足以收民心；安抚也不可，地方势力一旦死灰复燃，对淮地的安定颇为不利。既要怀柔，又不失凌厉，必须让淮地的家族感受到朝廷平定地方的决心。

“淮地战乱，百姓身受其苦，建康城方圆六郡，免钱粮税收一年，地方开支由士绅共担！”

新皇的命令打消了众臣的顾虑，为了能保全自身家族，地方势力向朝廷官员行贿了不少银钱，连刘愈也收到不少，这些银钱是谁送的一概不知，走到哪都好像会有人往官吏的怀里塞钱，这也显示了地方家族心理上沉重的负担。一旦朝廷大开杀戒，那淮地各大家族的好日子也就走到头。

现在朝廷只是让他们出钱，大家族虽然手头拮据，但也不至于连这点钱都拿不出，维持地方政府的正常开销，实际用度并非巨大，尚在他们接受的范围。只是之后朝廷又颁布的一条政令，令地方士绅家族，尤其是学子很不满：

“淮地六年内不纳生员，淮人不得入朝为仕！”

这一条政令一出，地方舆论一片哗然，虽然有很多士子也理解这是朝廷对淮地官绅的一种正常报复。但毕竟淮人不但有士绅。还有寒门士子。这些学子没有出头之地。必会引起地方的动荡不安。

继而有人说，这条政令是出自朝中的一员武将，名叫刘愈。从此淮地士子对刘愈口诛笔伐，几年内未绝。在这点上，刘愈很冤枉，虽然他也想过类似的举措来限制地方士绅势力的抬头，但这条政令还真不是他出的，是袁博朗和一些礼部、吏部大臣跟皇帝朝议之后决定的。当时刘愈虽然在场，也提出过一些相左的意见，但都被袁博朗据理力争，最后新皇首肯，事情板上钉钉无法挽回。

苏彦不再是完全倚重于刘愈，对于袁博朗和其他一些大臣的意见他也学会斟酌取舍，对刘愈的态度转的也有些冷淡。虽然还不到飞鸟尽良弓藏的地步，刘愈却也担心，自己终会被新皇所厌弃。

手握权柄的人，潜移默化地就会学会权术。苏彦不笨，正是这种人。

大军于二月中旬班师回朝。前后分三批，第一批是以长安城的卫戍部队为先，由刘愈夫妇先行率领回潼关；第二批是中军，由銮驾及御林军、各地方守军组成，一路上休整停顿，走的不会太急，这一路人中，柴锦这个曾经讨逆大元帅为总统领，随军出征的文武大臣大多数都在这一列中；第三批是地方上一些散乱的部队，包括新军，他们会走在最后。

除了撤走的三批部队，地方上还会留下驻守的军队，都是从各军中征调出来的，以徐州周围地方军为主，新军为辅助，齐方和张无诸也会暂时留下，等待皇帝的诏令再回京城。

刘愈本来想随中军回长安，路上也好对新皇有个照应。但苏彦执意让刘愈先行回长安城打点好一切。

本来刘愈可以理解为这是新皇不放心后方局势，对他倚重的一种表现，但看新皇留下的一批人，都是在徐州一战中誓死守在他身边的，柴锦、瞿竹和袁博朗不用说，连徐州太守闵少顷和徐州刺史马峰也在其列，苏彦准备将他们调往京城任差。

刘愈又不得不想的是，此时正是论功行赏，评定此次平叛中有功人员的时候。涉及升迁、奖赏，这些东西一定程度上是很抽象片面的，新皇的意见很容易受身边人所左右，而偏偏苏彦不肯留他在身边，就是不想听他的。刘愈虽然在之前已经成交过一份有功人员的名单，苏彦显的也不是十分重视，倒是闵少顷和马峰的功劳，时常被苏彦挂在嘴上。

连徐轩筑最后都发觉了这股异样，提醒刘愈道：“皇上似乎疏远了夫君。”

刘愈何尝察觉不出来，现在天下基本平定，而新皇在这次平叛中亲力亲为树立了威望，朝中上下凝固一心，也就不需要一个以刚强的手段和粗暴不讲理武力来稳定大局的人。

最重要的是，刘愈在徐州之战中伤了苏彦的心，据说在徐州之战最艰难几天中，连苏彦一天也只有一顿饭能吃，还吃的不饱。

不过不管怎么说，刘愈也没有怨言，毕竟是他利用了苏彦一次，就当是对他的一种补偿，他愿意封赏谁由着他的喜好来一次，只要袁博朗等人在他身边，就不会作出出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