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基辛格身为亲历者，他的描述无疑具有准确性，他所披露的细节也是其它历史书上绝对看不到的。

基辛格是著名的外交家，他多次访华，多次中国的三代领导人交流切磋，对他们的理解是不同寻常的：

他称杨子任为“哲学王”，周儒雅、随和，他还特别欣赏二代领导人的实用、三代领导人的灵活，认为这两人都在审时度势，为把中国带出备受孤立的国际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奥巴马2008年竞选团队亚裔事务顾问薛海培认为：“美国进入全民思考中国带来冲击的时刻。想跟中国干仗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这对美国民众影响很大。”从来便生活在优越感之中的美国人第一次感到了威胁。

然而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美国无法忽视这个大国的存在。事实上美国不必感到惊讶，除去清至共和国初期的两百余年，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现在不过是我们重新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而已。

中国必然会对世界未来的格局和走向产生较大的影响，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作为盟友。如果双方对抗，那么损失的不仅仅是中国。

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中国的崛起成为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辩题。相比之下，奥巴马对华态度比较温和，而罗姆尼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十分激进。

事实上，美国大选的候选人为了拉选票，通常会在竞选中对中国强硬，但是上任之后马上变脸，开始缓和对华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2年美国选举时，克林顿激烈谴责老布什的对华政策，他攻击老布什“纵容”中国，扬言要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挂钩。

可后来，克林顿对华的亲切有目共睹。只有过来人才懂得，与中国搞好外交关系才是硬道理，纵使美国总统为了国内的呼声而采取一些不利于中国的政策，也不会在深层次上影响中美的正常关系。

鉴往知来，本书的最终落脚点，仍是为今天的中美关系献策。

当前，中美两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成了互相依靠的经济大国，在基辛格看来，这样的态势也给双方出了个难题，因为两国都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下各自所承担的角色，一时还找不到一个能够统领一切的战略伙伴关系框架。

他在《论中国》的结尾部分提出了一个新词——“太平洋共同体”。在他眼中，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这又似乎暗合的中国哲学文化中的“求同存异”的理念，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不认可和围追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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