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更加清楚的事实就是，后金鞑子的残忍是出名的，早在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带领后金鞑子在辽东征伐的时候，攻下来城池之后，将青壮劫掠一空，余下的老弱妇孺全部残杀，没有能够留下来一个活口，皇太极刚开始也是一样，只不过在大凌河之战之后，可能感觉到如此处理有些不妥，才稍微收敛一些了。

苏天成率领江宁营，将后金鞑子打的灰头土脸，甚至是剿杀了后金的亲王多铎，灭掉了八旗军之中的好几旗，这对于后金鞑子来说，是奇耻大辱，是憋不住的伤痛，一旦有机会了，后金鞑子会疯狂的反扑，加倍的发泄怨气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史可法格外的注意后金鞑子的一举一动，多尔衮的诸多举措，史可法都注意到了，他曾经给朝廷呈报奏折，禀报了后金鞑子的异动，可惜朝廷根本就关心不到辽东的事情，苏天成造反已经牵扯了朝廷全部的精力了。

史可法也直接给多尔衮写信了，明确的斥责多尔衮，后金已经向大明王朝俯首称臣了，还有人质在京城，为什么还在辽东有着很多不友好的举措，可惜史可法写去的信，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

史可法一怒之下，准备关闭广宁的互市，但手下的幕僚和军官都劝谏了，朝廷不是很安稳，这样的时候，后金鞑子正好想找到厮杀的借口和机会，若是后金鞑子因为关闭互市的源头，在辽东展开大规模的厮杀，朝廷就真的无法支撑了。

其实辽东的窘境已经开始出现了，因为苏天成的造反，朝廷的银两开始严重不足了，辽东和大同大规模的招募军士，需要军饷，朝廷是不可能拿出来那么多军饷的，刚开始还能够维持，可过了秋收季节，户部就开始叫苦了，这也难怪，富庶的南方都不上交赋税了，朝廷还怎么能够维持，目前最大的依靠，就是辽东的互市，以及靖边和安宁堡的互市了，其次就是陕西还能够足额的上缴赋税。

来到京城之后，史可法与王道直见面了，两人说到南方的局面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的，两人都在南直隶做过事情，史可法曾经是南直隶的兵部尚书，王道直曾经是应天府府尹，对于南方的情况都是非常熟悉的，但两人关于辽东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辽东是绝对不能够松懈的，否则京城将要遭遇到灭顶之灾。

两人对今后的前途，看法都是很悲观的，从实际情况来看，朝廷想要继续维持下去，难度太大了，刚刚成立的大晋王朝，在很多方面都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已经成为大晋皇帝的苏天成，只要做出来北进的决定，朝廷就危险了，京城也危险了，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辽东边军守住了关宁锦防线，还有什么意义。

到了那个时候，皇上要调遣辽东边军，恐怕没有谁能够反对了。

史可法和王道直两人回到京城之后，也专门去拜访了内阁首辅周延儒，说是拜访，其实是周延儒的关键周康通知的两人，说是有事情商议。

三人说到的也是辽东和大同的问题，经过了反复的比较，三人一致认为，辽东边军不能够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全数调动大同边军，将大同的防御交给锡伯族部落和达乌尔族部落，抽调的大同边军，巡抚赶赴北直隶的保定一带，做好全面的部署，防止江宁营从山东直接进攻北直隶。

至于说河南、山西和陕西、宁夏一带，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防御，若是苏天成暂时不进攻北直隶，想办法拿下河南和陕西、山西等地，朝廷只能够干瞪眼了。

三人商议的意见，基本就是最后的意见了。

史可法马上就要回到辽东去了，尽管说京城的局面还是很不好，但周延儒还是为史可法饯行，至于说王道直，就留在京城了，调遣大同边军的圣旨，已经发下去了，王道直在京城等候就可以了。

这一次吃饭饮酒的时间很长，奇怪的是周延儒、史可法和王道直等人，都没有说什么话，偶尔的几句对话，也是充满了悬念了，大家似乎都想到了今后该怎么办，也似乎都没有想好今后有什么道路可走。

一直到酒宴结束的时候，周延儒才说出来了一番话，也是很大胆的一番话，大概意思是大明王朝恐怕要遭遇到巨大的灾难，如今的问题不是在辽东，而是在南方，逐渐强大起来的大晋王朝，将是不可阻挡的，犹如一股涛涛的洪流，卷走一切阻拦的力量，让这些障碍灰飞烟灭。

史可法和王道直两人都没有多说什么，京城恐怖的局面，令两人也不会多说话，来到京城一直都是很谨慎的，但两人非常明白，朝廷的文武大臣，早就有想法了，或者说是出现分裂了，恐怕有人做好准备，投奔大晋王朝，效忠苏天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