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汪精卫竟然有一种舍我其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感觉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动向一直很关注，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无原则的投降政策，令蒋介石很恼火。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1月1日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

狡猾的日本人，并没有完全放弃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打得火热的同时，也向蒋介石伸出了“橄榄枝”，继续加大对蒋介石的政治诱降。

1939年，南昌战役结束之后，日军大本营意识到中队依然具有顽强的战斗意识和战斗力，尤其是新组建的青年军，强大的战斗力更是精锐中的精锐。7月，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探讨对华政策。

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在中国战场被打清醒了，他极力主张在目前的局势下，日本应该加强军事整备，编练新的陆军师团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对中国应该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至于在中国选择谁来结束战争，他的意见不是很明确。不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只要愿意和谈，板垣征四郎甚至表示只要时机允许，他愿意亲自参与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和谈。

首相平沼骐一郎则是赞成在中国实现多政府自治，诸如“蒙疆自治联合委员会”、“华北自治政府”之类的名号，尽量将中国分化成多个政府，这样，便于日本直接控制。

但是天皇却是想在中国找一个威望很高的人来体面的结束战争，这个中国人应该有强硬的手段，深厚的政治资本。这样，和谈后的中国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不引起国际争论。而这个疆域广阔的附庸国能为日本轻易控制，为日本下一步的征伐提供足够多的兵员和物资。

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板垣征四郎提出一个折中的建议：在中国派遣军总部设立专门和中国和谈的工作组，先争取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稳定华北、华中日军占领区。随后再做蒋介石的工作，争取蒋介石停战，而后再由蒋介石担任“中华民国政府总裁”，稳定两湖、两广、江西、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板垣的方案是将中国关内的疆土分裂分两大块，建立两个政府，分别由汪精卫控制华北、华中、华南一部。蒋介石则是控制日军占领区之外的现有疆土，两个政府分别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

日本天皇为了更有利于和谈，决定在和谈之前，华中派遣军、华北派遣军应该积极加强攻势，准备在一两个地区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前提是不要大打，准备充足后，在华日军相机选择地区发动一两次攻势。

中国战场因占领区过于广大，战线延长，为了巩固占领区，日军必须要建立新的守备师团或是守备旅团。天皇责令训练总监要督促国内的新师团编练工作，要求在1940年7月以前，也就是在一年时间内，日军陆军应保证有60个师团的兵力，支那派遣军至少占陆军总数的70，也就是在中国应该至少有42个师团。

南昌战役，中国青年军的装甲战术给日军的印象深刻，因此，天皇下定决心，在保证帝国海军制造军舰所必需的钢材之后，陆军应加快装甲车辆和坦克的研制改进工作，首要任务是加快装甲车辆和坦克的生产列装，计划在1940年7月之前，陆军要组建5个装甲师团，10个坦克装甲旅团(配备给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

天皇说完陆军的事，将眼光看向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大将，“爱卿帝国海军已经切断了中国的海上交通线，中国的海路运输被切断，我们不用担心中国从海外购买军火了。帝国的战略物资紧缺，虽然有满洲的煤炭和钢铁，还是难以支撑起战争的需要。海军准备好进攻东南亚没有？”

米内大将啪的一声立正，“陛下海军早就等着陛下一声令下，就可以将帝国的军旗插遍东南亚海军将士枕戈待旦，时刻准备着出征”

令岳翰屏不可相信的是因为自己的到来，在中国战场没有能够转变战略态势的时候，但是在战术上极大限度地消耗了日军，使得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加快新师团的组建。同时，战争资源紧缺的巨大压力迫使日本提前了进攻东南亚的步伐。

华中日军第11军司令部，冈村宁次中将自己关在办公室，大幅的军事地图铺在地上，中将脱光脚，趴在地图上，默默的盯着地图苦思。自己精心准备的南昌战役，在初期完满完成任务，不料后期，随着集中主力反攻，尤其是青年军的装甲集团冲击战术，给予日军巨大的打击。南昌不仅被夺回，自己的一个师团几乎被全歼。大本营虽然没有责骂自己，但中将自己就咽不下这口气。

接到大本营为了配合真政治和谈，而在局部发起攻势作战的命令，冈村中将敏锐的觉得自己应该有机会扳回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