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橡胶股这场亡国股灾的后续效应开始展现。

话说川汉铁路公司的管事名叫施典章，四川泸州人，曾任广州知府，是个头脑灵活、见过世面的新派官僚。此人上任伊始，便提出一条妙计：从现存经费中拿出350万两进行证券投资，再用赢利建设铁路。施典章看中的，是当时一本万利的橡胶股票投资。嗅觉灵敏的施典章也找到这笔财路，把大量公款扔了进去。当然，他不仅直接买橡胶股，还向钱庄放贷，自己则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1910年夏，“橡胶泡沫”开始破灭，原先涨到近2000两/股的橡胶股跌到只剩个零头，卷入其中的中国钱庄、票号纷纷破产，上海当地政府存放在票号中的官银，投入救市的资金，也都打了水漂，川汉线的财政窟窿再也堵不住了，不但橡胶股票投资泡汤，那些扔进钱庄的高利贷资本，也因钱庄倒闭而打了水漂。

“橡胶股灾”令在事件中负有责任的交通银行创始人李经楚、铁路局长梁士诒下台，1911年，主张激进国有化的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获得全国铁路的操盘权。出于“橡胶股灾”后的财政压力、整顿路权的现实需要，也出于进一步打击政敌、借机谋取买办私利的考虑，

宣统三年春，盛宣怀向摄政王载沣提出，铁路商办是清谈误国，照此办理再过30年也修不成铁路，当务之急是将铁路收归国有，再由政府出面与列强协商，争取好的借款、管理条件，避免主权过分流失，争取铁路早日投入使用。这个说辞非常合乎载沣的脾胃：贬斥汉族督抚，利权收归满人和皇族为主的中枢，又可“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他即刻批示“不为无见”。

1911年5月9日，清廷发布《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宣布“干路商办”、“枝路仍许商民量力酌行”，并规定责成邮传部和度支部制订国有化细则。11天后，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条约，规定清廷借款1000万英镑，年息5厘，以四省厘金520万两为抵押，修建粤汉铁路，规定“铁路3年完成，贷款40年还清”。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与赵尔巽的怀柔不同，曾任川滇边务大臣，现任四川总督、同时也是他亲弟弟的赵尔丰可没这么好脾气，后者以滥杀著称，人称“赵屠夫”，面对四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赵尔丰大发雷霆，一腔怒火撒向担任谘议局正副议长同时也是保路运动实际领导人的蒲殿俊和罗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很快，四川人民的斗争由集会抗议演变成罢工、罢市，最后变成武装起义。

而徐天宝此刻正专心致志地在天津与周学熙一起做着收复开平煤矿的最后努力。

“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收复开平煤矿之战变成了关乎整个民族尊严的大事。天津街头巷尾每日的谈资也增添了新的话题，买报报童如果想要卖得好一点，只需喊一声：“卖报、卖报！开滦大战正酣，煤价再次下跌！”立马就有不少人掏钱来买，仿佛事件已不是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民族感情的问题。

在这种鼓动、怂恿的气氛中，南方实业界领袖单方面宣布向滦州煤矿注资一百万两，用于弥补近段时间以来的价格战损失。而周学熙立刻宣布将煤价再次下调三成。

面对滦州煤矿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平煤矿不敢再削价迎战，只好采取减产、降低工资、裁员的手段来减少损失。不过被裁员的工人亦不愁去处，从开平矿区往外走不出五里地，就是开滦的地盘。周学熙来者不拒，将这些前来投奔的工人悉数安置在滦州煤矿中，并且加班加点地开动机器生产。

除了正面强攻之外，徐天宝和周学熙还从让曾经在开平煤矿当过销售经理的刘鸿生来到天津，挨家挨户地游说开平公司里的中国股东，劝说他们把手里的股份卖给滦州煤矿。

一个月不到，除了英国股东手中尚有部分股票尚未出售，其他所有中小股东都将股票卖给了滦州煤矿公司。眼看收购时机已趋成熟，徐天宝大笔一挥，400万两银子迅速从大盛魁、振华集团、四明银行和南洋华侨那里划到了滦州煤矿的账上。只一天的时间，滦州煤矿在股市上横扫开平股份。

压力面前的英国人终于顶不住了，准备拱手让出控股权。璀德琳等人很不满意，试图找外务部或者直隶地方施加压力。若在平时，这招可能管用，可保路运动风潮一起。清廷中枢已闻利权丧失而色变，倘若在关键之时拱手将利权让与外国人，变乱就在身边，于是外务部的一般人干脆装聋作哑，假装不知道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