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袁世凯还派遣游击蔡廷干亲自登上“海容”舰，这个人素有“铁嘴”之称，死的能说成活的，他的任务就是一路去宣讲大清的好处，抵制那些革命“邪说”。

蔡廷干（1861－1935）字耀堂。广东省香山县上恭都上栅村人，清末第二批留美幼童。留美期间，曾被分配到麻省罗沃尔机械厂学习。1881年蔡廷干奉调回国后，分配到“大沽水雷学堂”学习。在以后的四年中，他除了学习有关鱼雷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术之外，同时在英、美、法的外籍教官的指导下，学习电机，采矿、测量等课程。1884年，蔡氏在北洋舰队实习期间，向担任舰队教习的英国海军军官学习了航海课程，毕业后被派往福建水师当一名士官，1885中参加了中法之战，后调任“福龙”号鱼雷艇管带(武职正四品)并赏绘花翎顶戴。1895年，参加甲午之战，被日军俘虏囚禁于大阪。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通过袁氏的保奏，因“甲午战事”被革黜的海陆官员次第被恢复原职，绝大部分收归袁世凯幕下，用来充任新军(小站练兵)的骨干。蔡廷干经唐绍仪的推荐，为袁收入幕府，日见重用。蔡廷干成为袁世凯的幕僚之后，以其娴熟的英语词令和丰富的国际知识渐为袁氏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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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国海的海面，和渤海、黄海比起来，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海水蓝得如一张闪闪发亮的毯子，一层层的涌浪滚动，就象这层蓝毯在缓缓起伏。阳光一照，满眼都是光芒闪动。空气中出来的是潮热的空气，极目向四下望去，仿佛视线可以穷尽到无限的远处。

一处处小岛点缀在铁甲军舰的航道上面，每座小岛都是丛林葱绿，沙滩洁白。生机仿佛都要从当中溢出来。偶尔有一条老式的帆船从航道边经过，那船帆就如满蓬的白云。站在舰桥上面，一整天看着这样的南海景色，似乎都不觉得厌倦。

船队每到一处，便在当地的华商会馆里召开演讲会，演讲人当然还是那位“铁嘴”蔡廷干，演讲的题目是，“朝廷厉行新政之面面观”

扪心自问，蔡廷干讲得还是不错。他首先讲述了庚子变故后太后如何痛下决心汲取以往教训厉行新政的决心，指出当前朝廷所施新政的内容其实就是当年康、梁变法提出的主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推行的力度和引进西方先进治国理念的程度之深都为历史之最。其次就介绍了新政的内容。他列举了“废科举”、“设学校”、“改革教育”、“改革吏治”、“制定选举法”、“惩治贪污”、“广开言路放开言论尺度”、“开放报禁”、“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律、刑律”等等，小至准许满、汉人通婚，大至“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说出国内一片大好形势。

徐天宝也在旁边听着，他心里也承认，这几年来满清朝廷的变革图强的速度的确很快，所谓“咸与维新”就是指的这种国民的普遍心态。演说的最后蔡廷干开始重点介绍清廷决心彻底变革满清政治制度开展“立宪”工作的情况。这一部分也是海外华人所特别关心的，因此蔡廷干讲得也特别仔细。

他首先说明，太后已于前年发布准备立宪之诏，由于“国人民智未开”，不能“擅开民选之门”，必须花十年时间循序演进，再花十年的时间付诸实施。作为推进这项工作的过渡，先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在地方设立“咨议局”，议员由地方民间选举产生，以处理各地应兴应革之事，这等于是把权力下放到了民间。等“立宪”完成后，天子只是国家之精神象征，真正做到了“还政于民”。

说完了这一切之后，蔡廷干话锋一转，问道，“今之国家社稷，尤沉舟侧畔之病树，需万众齐心呵护之，剔除害虫，培植良土，以待老树焕发青春。然海内外尚有居心叵测之乱党，时时兴风作浪，窜连勾结，以图推翻朝廷，断绝朝纲，掘我老树之根，此等非国贼之所为乎？”蔡廷干的话也引得听众中一些人点头称是。

这时，与会中有一位听众站起打断了他的话，说，“蔡游击之言，使我等顿开茅塞，然仍有一点不清，先生提到‘依法治国’，然我天朝自来以天子为尊，天子即法，不知立法后是天子为大，还是法为大？”

蔡廷干答道，“此不足多虑，既立法，天子当依法行事，概言之，法大于君，法重君轻。”

那人又问道，“先生所说之新政，已推行多年，我等亦离故土多年，未知有无具体事例可示之于众，以显新政之功绩？”

蔡廷干便笑起来说，“要说新政之功绩，眼前就有一个例子，这位就是‘海琛’号巡洋舰的副舰长，请起立给众人一见。”

说着便让让人把九鬼龙一等一干海盗押了出来，他又接着说，“我朝军队，现今已依新法训练，是谓新军。列位已见过在港口停泊的‘海圻’、‘海琛’号之威武身姿，再看水兵之服装配带、军容风貌，请问与西方海军何异？海军之建设，与国体之革新，实为一体之两端。国体建，则军力强；反观之，今我大清军舰驰骋万里海疆如履平地，所到之处，我大清子民无不欢欣雀跃，友邦无不伫足称颂，抢占七洲洋岛屿之日商无不逐岛退出，海匪、倭寇无不望风而丧胆，此犹不足彰显朝廷革新除旧之功绩乎？”蔡廷干的话又一次博得了听众的喝彩。

一旁静静听讲的徐天宝听了也不由得心头一动，他不得不承认蔡廷干在当朝文官当中还是属于有头脑的人，他的如簧之舌的确能在听众中争取到共鸣，这个人摆脱了满清官僚的八股腔，有些话敢于面对现实，特别是他提到海军的强大与否与国体的改革是“一体之两端”，的确说到了问题的要害，因为国家的强大与国家的政体的确密不可分。但是这个人也在故意地“偷换概念”，以“海圻”、“海琛”来说明满清朝廷之革新成就，这当然是在说假话。因为甲午战争时我朝之军舰数远远超过日本，居然能够全军覆没，这除了是因为政权、政权极大地束缚了个人的创造力，此外还能说明什么呢？这一类的事对于汪治东是瞒不过去的。当然他这想法只是放在心头，是不会说出去的。

蔡廷干讲完，又有一位人士起立问他，这人自称是当地报社的，他说，“先生所言之乱党，当指孙文孙逸仙博士，据我所知，此人绝非“国贼”，正相反，此人是忠贞爱国志士。他与先生之争是变革道路之争，孙先生主张‘民主共和’，先生主张‘君主立宪’，请问这两条道路对于今日之中国孰优孰劣？“

蔡廷干沉吟半晌，抬起头说，“这位先生记得不记得康广厦有为先生的名言？他说，‘以共和立国，以我国的国情，只会导致军阀割据，国分裂而民涂炭。’我想康有为先生的话是给我们发出了一个警告。同样，适才本人谈及国体与军力的关系，本人亦郑重警告，若行共和革命，将断无大清曾拥有亚洲第一舰队之实力，我国海军将从此断送前程。所谓‘乱党’，是置国家社稷安定与不顾之谓也，非指其它。”

一席话也说的会上有些人点头称是。

其实，蔡廷干真正的实情并没有披露，这就是，在清朝末年的风雨飘摇之中，它的当朝者已经弄懂了一个道理——“不变革则中国亡，变革则满清亡”，然而当他们把“中国”和“满清”两者放在心上权衡轻重之后，却已毅然做出了“宁保满清，不保中国”的抉择，他们绝不愿意放弃已取得的特权地位。既如此，历史已不可能由人民的理性来进行选择，那么，等待着当权者的，也只剩下惩罚了。

蔡廷干口水未干，便有华侨在下面骂道：“满奴来这里为你的鞑子皇帝歌功颂德么？难道吸食四万万内地国民之脂膏犹不足，连别乡井离骨肉，艰难困苦之华侨也不放过？若云抚慰，内地国民，日加残害，华侨回国，如在刀俎，尔等诡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