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厂东北角一栋空旷的仓库，里面摆放着切割机、钻孔机、折弯机等等等等的工具，从铭牌可以看出，它们大部分是德国货，少部分是振华公司自行生产。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正在专心致志的加工零件，在他身边还有两个和他年纪一般大小的人在从旁协助。他生得浓眉大眼，额骨饱满，鼻子略有些塌，嘴巴也挺大，但是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满是工作的热情。

冯如，原名冯九如，祖籍广东恩平。幼年在私塾读了几年书，辍学后在家务农。甲午之战后，清廷割地赔款，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冯如，虽然不懂国事，但也尝到了家庭窘困的滋味。他从小喜欢制作风筝和车船等玩具。对神话故事尤其是飞天故事，更是满心向往。12岁随父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他目睹美国先进工艺，认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工艺的发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非学习机械、发展工艺不可。到旧金山之后，经乡亲介绍，在耶稣教会做童工，白天工作晚上读夜校，生活十分艰苦却也相当的充实。通过学习英语和科技知识以及目睹日新月异的先进机器，看到美国发展的日新月异，令他身为触动。国家富强，必有赖于机器，于是更加发愤学习，专攻机器制造。

冯如为了救国，决心去纽约学习机器制造技艺。他打算将来亲手替中国造一艘新式军舰，打败小日本报甲午年的一箭之仇。冯如先后在船厂、电厂和机器制造厂当学徒和工人，历时近七年，备受种族歧视和失业的折磨。终于学会了多种机器制造技能，也增进了机器制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制造出了飞机，圆了人们千百年来飞上天空的梦想，这个消息也令年轻的冯如怦然心动，冯如决心要依靠中国人的力量来制造飞机。就在这时，受雇于徐天宝振华公司的特斯拉回到美国，在申请插头\插座的同时，找到了冯如

关于尼古拉*特斯拉的事迹，冯如也有耳闻，特斯拉简单说明来意之后，递给冯如几张图纸。

冯如接过来看来几眼，一阵欣喜和激动。图纸上的飞机是一架单翼飞机，机身下有两个硕大的船型浮筒，两个机翼尖部挂着两个小浮筒，船型浮筒实在是太大了，看起来就像是插了两支翅膀的游艇。

冯如仔细看了半天后问道：“这架飞机操作是用副翼？船型的浮筒？这是谁设计的？

特斯拉笑了，他故作神秘地答道：“年轻人，这个问题你得回中国之后才能找到答案。”

就这样，好奇害死猫，冯如被半骗半请的来了元宝山

第一眼见到振华公司的时候，冯如就被这规模庞大的工业巨擘给震住了

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徐天宝见到冯如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号，不是夸奖，而是“鼎三兄乃我国之瑰宝，于我民族复兴大业，息息相关。君之一身，关系万千，我愿意资助鼎三兄做任何研究，惟独不允你亲自试飞~~”

历史上的冯如在美国试飞自己的飞机时就几次差点摔死，后来回国之后，在最后一次试飞时冯加急于升高，操纵过猛，致使飞机失速坠地，机毁人伤。医院抢救无效，冯如以身殉国，时年仅29岁。在弥留之际，冯如犹勉励助手：“勿因吾毙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级。”

现在自己好不容易把冯如从美国弄回来，打死也不会让他试飞了。

冯如苦笑道：“我知道徐大人的好意，可不试飞，怎么知道飞机好坏呢？”

徐天宝说道：“可以让别人代替，何必一定要自己以身犯险？”

冯如说道：“大清国有几个人懂飞机的呢？让别人试飞，根本无法查出问题和缺陷在哪里。”

徐天宝摆了摆手，笑道：“简单，建立一个飞行学校，鼎三兄你任校长，专门培养飞机人才。”

就这样，冯如留在了元宝山。徐天宝除了为他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以及人员之外，还提供了一些差不多同时代的飞机设计图纸。很快，冯如就发现之前自己的飞机为什么缺陷、故障多的原因。除了设计上的缺陷，自己之前因为缺少科研经费，所选用的材料质素不佳，再加上半手工制造出来的零件比较粗糙，因此故障不断。现在这种问题统统不成问题，而且，冯如还能优先得到狄赛尔发明的一系列柴油发动机作为飞机引擎。

冯如好似久旱逢甘霖，急于拿出成绩来报答徐天宝的知遇之恩，但是徐天宝反倒一再劝慰冯如，千万不要心急。做飞机是件精密的活儿，稍有闪失便是机毁人亡。虽然咱们找人代替你试飞，可人家也有妻儿老小，你总不能不把别人的命当儿戏吧？

如此这般，冯如便渐渐静下心来，潜心研究，每一个零件都精雕细作，力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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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下来的徐天宝一面喝茶，一面翻越今天新到的报纸，这几天，《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大论战，全面揭示革命与保皇派的原则分歧。

《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这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民报》则是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其前身是《20世纪之支那》。

“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援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