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时间就到了1903年的10月，夏天已经过去，秋天来了，天气清爽了许多。被酷暑憋坏了的人们又开始活跃起来，天桥下的卖艺人卖力地表扬着把戏，只为养家糊口。一些纨绔子弟们依旧托着鸟笼，“霸气外露”地自称着“爷”，挺胸叠肚地游走在青楼楚馆，茶寮酒肆之间。

除了纨绔子弟，天津还有一道别样的景致，那就是中国最早的巡警。《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在天津不得驻军，然而，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队如不能在天津驻守，西方列强随时可以兵临北京城下，要挟清政府，这是清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同时，清政府满朝文武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一兵一卒，前去接收八国联军满街横冲直撞的天津市。这样，八国联军陆续撤出后，中国如何接收天津地区成为历史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曾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徐世昌等人想出了以西式警察接收天津的法子。于是，袁世凯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接收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实行军事戒备。史载当时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毫无冲突之处。而在这关键时刻的具体负责人、执行者便是曾就读美国高校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的曹嘉祥，由他出任天津巡警总局首任总办（后天津巡警总局改为天津南段巡警总局）。不过这位天津第一任“警察局长”在任上仅呆了八个半月，就因贪腐问题被百姓轰下了台，成为中国第一位因贪腐被撤职下台的“警察局长”。

巡警总局的设立和运行，使得天津的治安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让刚刚经历战争创伤的天津民众，从动荡紊乱之中逐渐平复过来，巡警确实起到了旧式保甲、团练无法起到的作用。

1905年，巡警制作为成功经验，全盘移植北京———几千名天津警察直接开入北京执法。1906年，朝廷准许在“奉直两省”试行地方自治，袁世凯立即成立了天津自治局。自治局一面编印《立宪纲要》等书，派员到天津城乡各区宣讲自治要义，一面由州县派人来局学习，四个月毕业，再从中选拔人员到日本学习，也是四个月。1903年7月，天津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方选举，选出了十名议员组成的天津县议事会。清末立宪运动就此从宣传鼓吹之阶段进入执行定制之阶段。

这一切让天津成为中国政治试验的特区。与之相应，中国最早的华资日报《大公报》亦出自天津，与《申报》并称南北两大报业重镇。袁世凯之于天津，正如张之洞之于武汉，都是一手将一座重镇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如果你身在辛亥那年，一边是激情迸发矢志革命、却毫无治国经验的孙文一党，一边是老谋深算、拥有天津政绩的袁世凯集团，你会倾向哪一边？

在天津紫竹林怡和洋行大楼前，一辆欧式马车缓缓地停了下来。前一辆马车的车门打开，两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壮汉首先跳下了车。他们里穿白色衬衫，系着黑色领带，外罩一件黑色的风衣，高挺的鼻梁上架着衣服圆镜片墨汁眼镜，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箱子，神色严肃冷峻，一丝不苟。最后，一个同样一身西服，手里拄着一支文明棍的年轻人从车厢里出来。他抬头看了看上方怡和洋行的招牌，轻轻整了整西服，又低头看了看可以当镜子照的皮鞋，一切都很满意。

“在这儿等着！”一个壮汉递给车夫一张怡和洋行发行的五两面额的银元票

车夫欣然接受，并对年轻人脱帽行礼

洋行门口的中国侍者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那年轻人才踏上第一级台阶，侍者便笑着迎了上来

“欢迎光临怡和洋行。”

进入洋行的大厅，两个壮汉站在年轻人的左右，象众星捧月一样将他保护起来。这气场，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个洋员走了过来，礼貌地英语问道：“尊敬的先生，我能为你效劳吗？”

年轻人低下头，让墨镜微微下滑，用上翻的眼珠望了望他，用英语答道：“三天后我要去趟柏林，所以请你帮我把这些换成马克。”

话音未落，站在他右前方的壮汉提起手里的皮箱，打开给那洋员看，里面是满满一箱怡和洋行发行的钞票。

“请您稍等！”洋员将年轻人引领到大厅一侧的沙龙内坐下，立刻有一个缠着头巾的印度人为年轻人倒茶。那洋员则开始吩咐柜台人员清点那一整箱的钞票

片刻之后，数字清点出来了

洋员问道：“一共是十万，对吗？先生。”

“对。”年轻人答道

“请您再稍等片刻。”洋员礼貌地微微欠身

“稍等？是什么意思？”年轻人取下墨镜，掏出一块真丝的手绢擦了擦镜片，然后斜眼看着那洋员

洋员稍微有些紧张，不过依旧礼貌地说道：“也许对于您这样的富翁来说，十万马克只是一笔小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管多少金额，对钞票进行必要的甄别却是必不可少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