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海选体格健壮、弓马娴熟的猛士，充入军中以备征讨吐蕃所需。而这也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代表着初唐开国的府兵制，开始向募兵制演变的重要转折；而《举猛士诏》就是个开端。

但其背后又有更深层次的渊源，就是自高祖、太宗朝一手建立的府兵制，随着社会发展开始逐渐瓦解，而这个渐进的过程，甚至会一直持续安史之乱；原因很简单，太平时期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作为沿袭自北朝、隋代的府兵制度；从一开始的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维持一支半脱产的预备役兵员。因此，以国家授田的自耕农/小地主，为基础的府兵之家，平时无需承担赋税徭役，唯操习武艺。

然后，每年抽出两三个月时间，轮流到指定的地点去服役和执勤；名为上番。待到国家有事，则可以迅速就地征发其一支，自备弓马刀兵的军队以备不需；而国家只要承当他们在战时的衣粮盐菜。

因此在初唐一系列开疆拓土、征平四方的战役中，这些府兵作为中军十六卫辖下的后备兵役来源，曾经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但任何一个东西在设计之初都很理想，却需经过现实岁月的考验。

府兵制也没法例外，随着国家进入太平岁月，各种权门宦家、豪姓大族的，土地兼并自然应运而生；因此失去土地的不仅是，当初按照班田法授予口分田的自耕农；还有作为国家军役基石的府兵。

因为这套制度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到后续的冗余和上限。府兵在外服役时，不但家庭缺少了一个主要劳动力；还很容易因为疾病、意外，乃至范围性的灾害，难以维持生计，而抵押和变卖田地。

但田地虽被卖了救急，然军役帐上的上番名册依旧在；还是需要自备武装出丁服役。于是这么一来二去几次之后，还算殷实小康的府兵之家，也会因此陷入困顿和赤贫，乃至无力承当军役而逃亡。

因此，到了太子李弘开始监国的龙朔元年（661年）时；虽然府兵制还未像开元、天宝年间那样，已经彻底败坏不可收拾；但也已经出现了边关和内地的明显分野；甚至就连关中、京畿都有人逃亡。

尤其是前些年持续的关中大旱，同样也导致了许多本地的府兵之家，陷入困顿乃至是赤贫；当时尚且年少的太子李弘，奉命巡视关内府兵甚为同情遭遇，以东宫内藏赈济并，请免军役延期的罪罚。

后来遇到了江畋，让东宫财计大为宽裕之后；太子李弘也尝试为这些府兵，做点更多的事情。比如以医学上的伤创治疗研究为由，在东宫直辖的田庄内，设立多地的养济院和药园，收容残病老卒。

又根据江畋提供的建议和规划，在泾渭两水沿岸兴办的工场和作坊中，尽可能的大量接受，那些生计困难或是陷入赤贫的府兵家人；虽然不可能提供像样的待遇，但至少可提供一口饭吃不至饿死。

虽然示恩于这些老弱病残，并不能增强东宫名下的实力，反而会因此搭进去一部分生产经营的利润；但是，在现役诸卫将士，乃至关内府兵将士之间产生的示范性效应，却是无可估量的影响深远。

很多人因此感激涕零，而在暗中自发拥护和追随，这一切缔造者的倾向。哪怕太子李弘现今的能力和职分有限，只能影响到京畿道及周边的十几个军府而已。但也无疑让其他人，看到了某种盼头。

因此，在位东宫选拔和补充十率卫士的时候；很容易就甄选出一批，心怀感恩且相对背景可靠的忠诚之士。话说回来，《举猛士诏》的本身就代表着另一个现实困境，就是中下层将校的暂时匮乏。

以大唐的资源体量和户口规模，哪怕一直持续道灭亡之前的十几年，都不缺乏动员和征集士兵的能力；因此，就在黄巢、王仙芝农民起义前不久，还有余力以湖南、江西之兵，收复被占领的安南。

但在当下，因为自高宗登基以来延续太宗朝的国策和遗产，继续打击和分裂突厥各部；又一举灭亡了内乱的高句丽，既要维持其故地的占领，又要与新崛起的吐蕃拉锯对抗，长期多线开战的缘故。

各种富有行伍经验的将校和老兵，实际上损耗严重；再加上府兵制度的慢性瓦解，让原本受过军事训练的后备军役基数，正在持续的萎缩当中；因此第一次大非川之败，也是在相当仓促之下出战。

只是为了挽救和扶持，将被吐蕃吞并的吐谷浑残部；顺便惩戒性的打击这个新兴势力。所以，薛仁贵的逻娑道行军大总管，更像是一个敌情不明的黑色幽默，因为吐蕃王廷所在逻娑川何止数千里？

但他还是奉命一鼓作气a了上去，然后，就因此断送了至少数万名训练有素，却被高原地理气候严重削弱的精兵；虽然最终与吐蕃人达成停战，保持部分建制而退，但是这一路的损失同样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