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孙晓鸣相隔30年的会面，都很克制，我本来想伸出双手拥抱他，但我强烈地感觉到，眼前站的是一个陌生人。虽然说，我从他的面庞上，还能看见他过去的影子，但他的神情，或者说他的整个面部，笼罩着一种阴郁的影子。
孙晓鸣显然是事先知道我们要来，开门看见我们时，没有任何惊讶，他的嘴角微微抽动一下，绽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轻轻对我说了一声，你好。而我的表现却非常失态，我几乎是原地愣在那里，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眼泪还是“唰”地流了出来。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念叨，这不是孙晓鸣，这不是我心中那个孙晓鸣。
在律师行业浸染多年的孙晓军，显然见多了这种场面。他拥着我的肩膀，把我带进屋，在一个沙发椅上把我按坐下去。他打开冰箱，朝里面瞅望了一下，嘴里连声说道，好好好，还有冰镇啤酒。他取出啤酒，递我一罐，也递给孙晓鸣一罐，自己开了一罐，首先咕嘟咕嘟喝了起来。边喝边说，好爽，好爽。夏天还是喝冰镇啤酒好，比饮料喝起来过瘾。
我知道孙晓军的用意，他竭力想把气氛调节得活跃一些。在路上他就特意叮嘱过我，见面时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冲动，不要激动。他交代我一定要慢慢慢慢地去适应孙晓鸣。此刻我的情绪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我走到孙晓鸣跟前，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头上，用手中的啤酒罐，跟他手中的啤酒罐轻轻碰了一下说，我们又见面了。他微微一笑，冲我点点头，喝了一口罐中的啤酒。
那天下午，我们三个坐在屋中，主要是我跟孙晓军在对话，孙晓鸣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他没有主动说一句话。孙晓军的话题很广泛，一会儿向我打听邓长明在美国的情况，一会儿又询问我北京公司的业务，一会又说起他们律师所最近遇到的几桩麻烦案件，反正就是东拉西扯。我很明白他的用意，也很配合，他是想让孙晓鸣渐渐适应我的存在。
那天晚上，在丁木山庄小区餐馆的酒桌上，我们已喝了大半瓶白酒，在我给孙晓鸣倒酒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你看上去没有变，还是过去的样子。说完他端起桌上的小酒盅，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我和孙晓军互相对视了一下，我心中有股热流在涌动，我感觉孙晓鸣突然从另一个平行空间回来了，他终于愿意去寻找过去的记忆。我想乘胜追击，把他从黑洞的深渊中拉出来。
我指着孙晓军说，军哥，你好坏，那年你从家里偷走20块钱，害得我们俩替你挨打，你得罚酒三杯。孙晓军忙不迭地说，好好好，我认罚，认罚。他用小酒盅，连喝了三杯。然后又说道，那次我们摔坏的那部蔡司相机，是我同学的爷爷，从德国留学回来时带的纪念物，太珍贵了。我看见孙晓鸣的嘴角，浅浅地又浮起了微笑。
那天晚上，我和孙晓鸣睡一个屋，孙晓军钻进另一个屋，上床后很快就打着呼噜睡着了。我和孙晓鸣靠着床头，毫无睡意。我递给孙晓鸣一支烟，我们默默地抽着。我突然扭过头，看着他说，说说你在里面的生活吧，我真的很想知道。孙晓鸣深深吸了口烟，望着天花板，徐徐地吐出来。他一直沉默着，我知道他掉进那个深渊太久，25年的牢狱生活，足以把一个人彻底摧毁掉。
从重庆主城区，到贵州桐梓县，三个小时的高速车程。一路上孙晓军大概对我说了一下孙晓鸣在狱中的生活。他说他每个月去探望他弟弟一次，隔着玻璃，每次会面时间只有30分钟。我问他孙叔叔去过吗？孙晓军说，最初几年，他爸妈每隔两三个月都会去探望一次他弟弟。经常在见面时，他弟弟控制不住自己，常常嚎啕大哭，一个劲地说，爸，妈，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错了。每次见完弟弟后，爸妈都非常伤心，总感觉像大病一场似的，后来我就不让爸妈再去了。孙晓军说着说着，就有点哽咽起来。
随后孙晓军又说道，如果不出这事儿，我弟弟应该调去刑警队了，跟我爸一块儿工作。我突然觉得命运好捉弄人，一个想当大侦探的人，却沦为了囚犯。孙晓军继续说道，监狱的生活是5加1加1，五天劳动改造，一天思想改造学习，一天休息。一个牢舍6个上下铺，住12个人，每天派一个人外出取饭，伙食极其简单，也能见点荤菜，基本能吃饱。晚上7点可以看新闻联播，十点钟点名后就睡觉，每个人都有一个编号，狱警从来不叫他们的名字。
这种生活日复日的重复，人是会傻掉的。孙晓军接着又说，有时候我给他带去一些书，叫他学一些知识，省得日子过得太无聊。那会儿他已经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了。他说他弟弟总是很抵触，说他这辈子都出不去了，学那些知识有什么用？当初还不如直接把他毙了算了。后来靠我爸的一些老关系，给他减刑到25年，这已经是极限了。但他出狱后，实际上人整个废掉了，孙晓军黯然地说道。他说他弟弟整天不言不语，也不愿见别的人。
以前丁木山庄这房子，是他爸妈的避暑房，后来他爸妈相继去世后，就一直空置着。孙晓鸣出狱后，就住在他爸妈的老房里，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大多数的时间是坐在窗前发呆，有一种抑郁症的倾向。
有一年夏天，孙晓军带孙晓鸣来丁木山庄避暑，结果他来了，就不想再离开这里了。无奈，孙晓军只好顺着他的意思，隔段时间上山来看看他弟弟，并且给他留下一笔生活费。
我们这次来丁木山庄，孙晓军只住了一宿就要赶回去，他手头还有几个法院开庭的案件要处理。他把我拉在一旁叮嘱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多陪我弟弟一段时间好吗？
就这样，在贵州的大山深处，在一个老年人聚集的避暑社区，我和孙晓鸣开始了一段共居生活。我当时挺有信心的，我认为我能让我最好的朋友，精神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