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若是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
这是19世纪后期,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所着的《欧美环游记》中,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的一段文字。他也是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
晚清时期,西风之东渐越来越甚,西文也为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熟悉,其标点符号之方便,也时时刺激着大家的改革热情。
1897年,有个姓王的东莞人,取中国原有的“圈”和“点”,及西文中的“句读勾勒”,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成了语言文化发展史上值得记录的一笔。
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革命先驱们在发展和推广使用标点符号中起了重大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经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
例如清代诗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古代中文无通用的标点符号,直到19世纪开始使用“。”作为断句,其他的标点符号还未涉及。
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有标点符号,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也与后世通用的标点符号不尽相同。
“李公、贤妹,你们觉得我这个想法,若是应用到文章中,怎样?”
王松本来是想让李若虚、郭永几个一起跟他商讨一下,看这个初级国学的入门教材如何编,想不到黄馨恰巧过来,非要加入进来。
自从黄馨在这大名府呆下以后,黄家所有的北地生意,便都由她打理。
黄师舜的这个大名府“办事处”,由于黄师舜南下,带走了大量的玻璃和瓷器制品,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目前并没有太多的生意往来。黄馨也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于是便经常的来王松这“串门子”,探讨诗词,谈古论金,妥妥的“迷妹”一枚。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位千娇百媚、彬彬有礼的福建女子对王松颇有兴趣,众人也乐得其成,也使得黄馨在宣抚司衙门出入频繁,来去无碍。
自家相公都不反对,他们这些下人又凭什么去做碍眼的大萝卜。
在这份新编的初级国文教材中,王松想要把后世的标点符号应用到文章段落教学中去。他把张德彝的备注稍微改了一下,以便和自己后世语文课程所学的一样。
中华原来并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中华自战国使用标点符号,宋元明时期标点符号的使用进入成熟期,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存在严重的多号一用,一号多用现象,还有很多钞刻本不用或很少用标点符号。
中华标点符号的正式完善与广泛使用,不过百年的历史,而且是“土洋结合”的产物。我们老祖宗最早的书面语言基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王松后世受过义务教育、并读了高等教育,因此对流行的汉语拼音是熟谙于心。24个韵母和23个声母,16个整体认读音节。一二三四、四个声调,都是熟的不能再熟。并且使得拉丁字母和汉语拼音完美结合。
“相公,这应用起来倒是十分顺手,说起文章来也是抑扬顿挫,颇有味道,这倒是文章上一个非常不错的填补。只不过,如此一来,恐怕会引起士林的不安啊。”
李若虚读了一段加了标点符号的《桃花源记》,果然是读起来毫不费力,直白易懂,颇有融会贯通之感。
“此标点符号若是可以直接在学堂中使用,过上三五年,就不会再有人反对。若是能装页成书贩卖,必定颇受欢迎,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学富五车。”
黄馨轻言轻语地说道,心里却对王松的这套文章新规则十分震惊,“迷妹”的眼神也更加炙热。
江南、两浙、福建都是人口众多、富裕繁华之地,这若是率先印刷一批带有标点符号的书籍,拿到江南销售,必定可以大卖。
“相公,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诗词歌赋的位置可以调一下。比如这个《归去来兮》应该往后,放到第三册的教材以后。而这个《观刈麦》则是应该放在前面一或二册。”
听到李若虚的言语,郭永也是点点头道:“如今金人南下,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唤起百姓的反抗意识,多放入一些爱国篇章,似乎要更恰当一些。”
黄馨笑道:“说到爱国篇章,相公的《满江红》、《破阵子》,都是足可以名垂千古的佳作。举贤不避亲,这几篇诗词加进去,无可厚非,也颇能服众。”
李若虚颔首道:“这套国文教材,爱国主义和忠孝侠义必须要大行其道。我大宋重文抑武,民间血气全失,此乃君子六艺之憾缺,必当重拾尚武、习武、重武之道,方能保我大宋江山永固。”
王松暗暗点头。就像后世的岛国军国主义一样。要想强大,民众要有健全的体魄,士卒要尚武不惧死亡。
至于教育,自然也要辅以军事训练,旨在发扬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
“儒家舍生取义,以民为本。这标点符号一出,相公想要愚民,搞一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恐怕就难上加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