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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黄历所说，他的一举一动由于有总统的光环，即便是退休的总统，也会引起外界的猜测和关注。所以，他必须慎重，必须做好准备，必须选择时机。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似乎比他更急，为了给他的访问营造气氛，也为了向中国作出更明确的暗示。美国国务院作了一个低调的、以事论事的宣布，即放宽（而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的旅行。这一宣布没有要求对等，中国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因而未作出正式反应。但释放了两名在香港海面驾驶游艇倾覆、漂到中国海岸的美国人。

显然，中国也懂得如何采取不对等的行动，美国人对此感到高兴。虽然美军已经在老挝基本上实现了战略收缩，在泰国、越南王国、柬埔寨三国的环卫下，于老挝南部建立了一个政fu。但他们显然很想争取时间，以便清剿当地的游击武装，招募山地居民，重组一支老挝人的有战斗力的部队。

所以，尽管美国已经通过南洋联邦以及其他渠道向中国表达了愿意改善关系的一般的信息，但现在他们需要更具体的东西，以便在黄历以个人身分访问巴基斯坦时转达给中国。如果能在下一次总统大选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以前，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那对尼克松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当时，美国政fu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亲斯拉夫立场，他们认为：苏联非常担心美中勾结，任何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都会使苏美合作成为不可能。所以，美国应该把改善对苏关系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不应该增加与北京的接触；另一派势力是现实政治派，他们认为苏联可能会更愿意和解一些，不然美国就会寻求与中国接近。这一派力促美国扩大同中国的联系以制衡苏联；第三派“亲华派”则认为美国同苏联的关系不应该成为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尽可能采取行动以使苏联不安是有用的，但是美中关系的根本改变要根据其他考虑而进行。

尼克松和基辛格是站在现实政治派一边，这是毫不奇怪的。他在写给黄历的长信中是这样说的，“您知道我愿意设法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更有意义的对话。当然，最好这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但我绝不放弃它。从中国的态度来看，显然他们赋予了贵国这个沟通渠道以特殊的价值，总统先生也一定会负起历史赋予的更大的责任，在访中过程中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在此，我预祝总统先生旅途顺利，并向中国领导人传递我们总的方针：我们一向都表明，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gcd国家，特别是象gcd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他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依据。”

“另外，请总统先生务必向中国领导人说明：我们同中国接近并不是要赎所谓四十年代后期我们对华政策的大量罪过，而是要塑造一个全球的均衡。它并不是要勾结起来反对苏联，而是给我们以均等的地位用来从事建设性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中国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中国政fu的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黄历放下了尼克松的长信，文字很谦恭，但催促的意思也很明显，美国人显然对他迟迟不动身感到困惑和不满。

看时间，看形势，看准备，也差不多该动身了。黄历摸着下巴思索着，二十多年来的坚冰由自己来显示打破的迹象，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二十多年来，美国政fu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难以理解、不可能左右的阴沉、混乱、狂热和格格不入的国度。他们深信越南和老挝的战争是中国的扩张主义的反映，文化革命是迷信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产物，这些对美国人来说，都是很令人恐惧的。

而中国则认为，美国在亚洲所作的努力的规模同美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他们认为，唯一讲得过去的理由便是美国在加紧封锁中国，并且在把印度支那变成进攻中国的跳板。

但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隐约可见的共同利益。两国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彼此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方，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令人感到欣慰。

然而，美国人正在为二十多年的隔离付出代价，他们不知道怎样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怎样与他们打交道。中国人想要的不是空洞的恩惠，甚至也不是过去一直成为对话主要内容的实际步骤。诸如承认、联合国会员籍、各种权利要求、交流等等。他们想要的是战略上令人放心的保证，使中国四面受敌的困局被打破。

正是苏联在四千英里的共同边界上集结力量造成的明显威胁，以及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封锁，才迫使中国谋求减少他的敌人，并获得另一股对抗苏联压力的力量。

但这种威胁显然是被中国领导人有意渲染夸大的，作为一个钓饵，就等着老美傻乎乎地咬上去。然后，毛zd可以继续保持反美旗手的形象，并让美国人感觉苏联入侵中国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和美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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