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八章南越的变化

南越的潘光诞政权逐步稳定，这是令黄历感到欣慰的事情。特别是土地改革的顺利推进，更令南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因为据北越的间谍和外国记者传来的消息，北越的土地改革已经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有比较才有说服力，才能占据道义的高点，黄历和潘光诞进行私下沟通后，暂时隐忍不发，而是加紧搜集证据，准备在最合适的时候给予北越以沉重的政治舆论打击。

而北越的土地改革则是从1953年开始，随着对法战争的节节胜利，北越党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开展了“土地改革”。当时北越党关于“土改”的宣传提纲中特别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抗战时期(即民族)一直坚持了“减租减息”，而现在北越也还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仍在和法国殖民军作战)，为什么却要实行中国在下一个阶段才实行的“土改呢”？

越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中国当时由延安和重庆两个政权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者代表地主利益；而北越的情况不是这样，除了法国殖民者就是在西贡的保大傀儡政权，所以实行“土改”是有条件的。换言之，在北越，无人保护地主的利益，所以即使在“民族”时期也可以将他们打倒。

直接领导这次“土改”的长征从1941年起就担任总书记，在越共领导人中地位仅次于胡志明。他受中共影响很深，不但把“土改”看成是在越南照搬“中国模式”的最重要部分，而且看成是他个人对北越最大的贡献，甚至有时把派往地方的“土改”工作队称为“我的”干部。

在全面“土改”之前，北越劳动党于1953年春节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土改”铺平道路。这场运动以北越党中央的一道命令开始，名义上是打击那些没按照规定交纳农业和商业税的富户，但实际上几乎波及全体农民。

运动开始后，干部组成工作组，带着棍棒、绳索和武器下乡，对那些未完成上交税收的农民严刑逼问，强迫他们交代逃税的后台和同伙，以及逃税的政治目的。使用的刑法包括在头颈上吊石块，用绳索拴住手或脚吊起来等等。这场运动很快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卷进去成为受害者。

后来运动开始失控了，逃税与否已不再受到关注，揪出反和镇压反成了主要口号。在很多地方，工作组和党的干部都只在幕后操纵，甚至原先被依靠的“贫苦农民”也遭到排斥，前台则由乡村的破落户和痞子主导。恐怖笼罩了越北农村，有几万人被抓进监狱，甚至很多党员干部由于其家庭背景和对运动的抵制也成为牺牲品。

越北农村的这场恐怖延续了很长时间，平均每个村都有人死亡。北越共产党取得对农村基层的控制权后，又收集了那些抵制运动、参加运动不力或企图保护自己在农村的亲戚的党员干部名单，然后把他们全部送进“再教育营”。这场“反逃税”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在北越农村造成了恐怖气氛和对党的绝对服从，为以后“土改”的全面展开铺平了道路。

北越的“土改”从1954年通过“土地改革法”开始，在这场“土改”中，大量中农和富农被划为“地主”而受到打击，甚至被送上“人民法庭”乃至枪决。同时，越共还对“土改”对象的家属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不允许这些家属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导致大批妇女儿童在家中饿死。这实际上是党的“消灭地富”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党内，很多反对这种“土改”政策的原“老区”党员干部受到积极贯彻新政策的外来干部的打击、惩处甚至杀害。

情报、照片、统计数据，甚至包括证人证物都在秘密搜集当中，南越、南洋联邦和美国的联合情报机构正在组织行动，劝诱并协助那些对北越土改政策极端不满以及遭受到迫害的北越农民和干部潜逃南方。

为了更直观、有效地进行宣传战，美国出钱出物资，南洋联邦出人，扩大了南越的广播电台，并且在村镇城市建立广播网，通过大喇叭让南越民众能够享用不花钱的收音机。

尽管针对北越的行动一直没有终止，但南越政府却一直保持低调，对外宣传的口径是“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和平统一”。但就在这种相对软弱的态度的掩护下，稳固了政权的潘光诞在南洋联邦和美国的支持下，开始对南越军队系统下手了。

同样禀承于用最小的动乱解决问题这样一个思路，一九五六年三月，西贡的越南军事学院正式开张了，夺取军权，消除派系，进行整编的大戏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