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政治制度必然催生两种法律制度，即蒙古法律（袭承大蒙古国）和中原法律（袭承宋金），蒙古法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法律体系，讲究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命还命，颇具草原文化特征，这种法律的特色在于充分保障了人身和财产安全，但对于个人自由和人权的保护比较欠缺。

而中原法律颇具儒家思想特色，主张以仁德治国，重视教化，强调道德规范和制度规范，个人权利得到了更多保障，比如对于婚姻家庭和土地产权等方面的保障。相较于蒙古法律，中原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有严格的司法程序和审判制度。

这两种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问题也很大，比如在路上走，如果其他人撞到蒙古人（不管谁主动），都需要向蒙古人道歉，如果伤害到蒙古人是有可能被杀掉的，而蒙古人杀人可能只需要赔偿一头牛。

两制并行突出反应的是忽必烈内心的矛盾，前面我们说了，忽必烈的汗位不是通过忽里台大会推选出来的，对其正当性蒙古内部一直有部分人持怀疑态度，因此他在制定国策时候，一方面觉得中原王朝国家治理制度确实不错，一方面又要顾及少数蒙古人的感受，所以就形成了大元朝的两制并行奇观。

举官制和继承制

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逐渐演变完善，打破了门阀制度，为更多普通人提供了参与治国和施展才能的机会，是被证明了的最有效的选官制度，但是到了元朝，科举制度几乎被废止了，为什么呢？蒙古人大多不识字，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大多不识字，那么科举制度就失去了为统治者服务的意义，所以废止是理所当然的。

大元朝的官员主要是举官和继承，我们先说继承，顾名思义就是老子死了儿子继任，儿子多怎么办呢？好办，长子继任（注意这和其他朝代的世袭不一样，不存在缩水的可能）。

举官也叫选官，选官的范围很广泛，不论出身（前提你要是读书人），只要有才华，都可以被推选出来做官，但是官职肯定不高（高官都是靠继承的，没点贡献你好意思作高官），这种不论出身论才华的选官，在元初是很具有积极意义的，为元朝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与选官制对应的是匠户制（有点类似定岗定责制），这种制度就要老命了，如果你是读书人，好，通过选官你还可以作官，但如果你祖上是泥瓦匠，那恭喜你中奖了，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只能干泥瓦匠，子子孙孙不能转行，行业不景气怎么办？两个出路，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做乞丐都得找你问罪（这也许就是朱皇帝不干乞丐干和尚的原因吧）。

最早通达世界的纸钞

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是宋朝的饺子，而使纸币通达世界的却是在大元朝。

宋朝时流通的主要货币依然是铜钱和金银，饺子只在大额交易时使用，市面上很少能见到，而且使用的范围也不大，但是到了元朝，纸币成了唯一法定流通货币，不但日常生活用，国际贸易也用，世界认可度极高。

大元朝的纸币叫做宝钞，通行的宝钞形状为长方形，一般长25-26厘米，宽16-18厘米，版面的四周是花边。上方从右到左印有“xx通行宝钞”，正中为数额，有一贯、贰贯、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不等。下方印有印钞的单位，职官名称，发行年、月、日及者处死等警告语。看到这大家是不是有些面熟？不错，大元朝的宝钞对明清流行的银票，以及当前世界各国的纸币都有重大影响。

宝钞在大蒙古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到了忽必烈建立大元之后建立了完善的印发、使用管理制度，大元朝的宝钞主要是银本位货币，在发行之初极大便利了世界贸易往来，促进了元朝经济的繁荣。

关于忽必烈为何要强力推行宝钞作为流通货币，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是在忽必烈建立大元之后，也想仿效宋朝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有大臣劝阻他说：“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忽必烈觉得有理（大家理解一下，封建社会迷信这玩意儿很有市场），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

传说归传说，不过忽必烈为了纸钞的流通是下了大功夫的，在各路设立“钞券提举司”垄断货币发行，以维持纸币信用；同时颁布《至元宝钞通行条画》详细规定纸币制作，发行，流通和伪造处理的方法等。

为了支持纸币在全国推广，忽必烈在赏赐有功劳的大臣和发工资的时候，一半给粮食，一半就给纸币。

大臣：“陛下，不要纸币行不行啊？“

“行啊，你是大好人，边军还等着军饷呢，我替他们谢你慷慨了。”又省了一笔开销，忽必烈很高兴。

“不是陛下，臣想要银铜。”

“那可没有，你到底要不要？再不识相就把你关起来，你这是看不起朕啊。“最后不要都不行。

虽然发行纸钞忽必烈采用的是强制手腕，但是在大元朝用纸币兑换金银也是允许且很方便的，大元朝在各路遍设平准库，专门负责这事，兑换比例也是明码标价，当然收点手续费也是理所当然的（百分之三）。

纸钞相较于金银的优势在于，便于携带，只要保值，流通起来比金银更招人喜欢，因此在元初纸钞是很有市场的，至于到了后来烂大街，以至于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形，这个后面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