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方面的战斗队伍虽然没有调往东北，但战争的动并不仅仅是战斗队伍本身的事情。新汉政权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作战，除了后勤配合能否做到像东北那样高效这一点很有疑问之外，还要顾忌太过惊人的军事成果影响了南宋、西夏的态度！
这时新汉政权在中原的军事力量主要有三部，那就是曹广弼所领导的河东军、杨开远所领导的燕云军和以宗颍为领导的齐鲁军，以及十几支由这三大军区分别羁糜、还来不及整合进正规军队的义军。其中齐鲁军的内部情况又较河东、燕云军更为复杂，宗颍对齐鲁军的控制力最弱，如果没有汉部中枢的授权，宗颍是很难指挥得动刘锜和赵立的。
可以说，新汉政权当前的内部军事格局也并没有实现高度统一，特别是中原三大军事集团内部更是问题多多。不过在这样一个乱世里，对战争时机的选择并不一定是要等到内部没有问题以后才进行，因为你有问题，敌人也有问题，等你的问题解决了，说不定敌人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折彦冲和杨应麒选择先制人，不是乐观到认为新政权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而是考虑到金国现在的问题比新汉政权多！这是一个以乱打乱的时代，金人也不会等到后方完全搞定再动手。因此一味等下去的话只会丧失战争的主动权。
折彦冲在东北的胜利传来以后，中原兵将——特别是中下层兵将——竟集体出了要求全面反攻的呼声，这种呼声显然和当初折彦冲等高层将领议定的战略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可是军方的高层也不能无视这种呼声，甚至有不少高层将帅本身也受到这种胜利氛围的感染，而主张“从权行事”！
战场之事瞬息万变，有时候应该坚持既定战略，有时候又不应该太过拘泥，所以兵法中才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条，因此可以说一些将帅要求从权行事的主张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中原军力一旦“从权行事”，那之前商量好的战局便会完全被打乱，新汉政权的整个政治、军事和外交都将承受起比之前那个方案沉重数倍的压力！
可就在这时，新汉政权在中原军势的另一个弱点又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汉部在中原的民政有登州这样一个临时的行政中心，但其军事系统却缺乏一个有力的指挥中心！之所以会没有这个中心，倒不是折彦冲、杨应麒缺乏考虑，折彦冲亲自在东北主持大局，为了新政权内部政治的平衡而不能设立！
如果按照原来的防御反击方略，那么新汉政权在中原各处的军事部署可以说是没有多少破绽的，因为燕云军、河东军和齐鲁军虽然各有统帅，但事前既有默契，在防御反击战中三方面彼此呼应的功能完全可以挥出来。
但这个格局防守有余，要主动出击便显得有所不足。更何况现在是要将整体战略从防守反击忽然变为积极进攻，无论是曹广弼、杨开远还是宗颍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出这个决策，而拥有最高决策权的折彦冲又远在东北战场，所以军方决策层对新形势便无法作出迅的应变。
在军方几大巨头里面，一向以保守闻名的杨开远是彻底反对临时转变攻守战略的，在他看来，在他看来，过分顺从这种不经深思熟虑的热情，将会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和杨开远相反，宗颍是主张主动出击夹攻燕云的。宗颍的这种考虑并不完全是一种短视。这时候新政权在中原的军事力量和汉部的主力队伍是不同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既不是一路跟随折彦冲杀过来的死忠队伍，也不是从汉部境内召集、训练的正规军，而大多是由起于草泽的豪杰集聚而成。这些人大多经历过种师道时代到宗泽时代的几次大创痛，而每次的大创痛几乎都和旧宋政权的怯战有关。
这种情况以各路义军最为明显，而王宣所率领军队里这种风气也很重，就是曹广弼旗下的大多数河东军兵将，也都是在“抗金”大旗而不是“拥汉”大旗的号召下团结起来的。
因为中原军队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宗颍认为，如果在这种时候显得太过保守，会让兵将、官员误会新汉政权和旧宋政权一样怯战，这不但会打击中原几个军团的士气，甚至会让刚刚归附不久的士绅离心！
“这两派意见，都有道理……”回到隆德府不久的曹广弼叹了一口气，对邓肃道：“我和大哥在登州讨论这个战略的时候，将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甚至连我们在东北遭受惨败的最差结果也预料到了。可我们没想到，最终让我们陷入麻烦的不是惨败，而是大胜！”
邓肃问：“那二将军的意思，是继续守备，还是进击？”
曹广弼沉吟道：“宁可出现事务上的危机，也不能打击我们的士气！更不能让士绅们怀疑我们驱逐胡虏的决心！”
邓肃道：“可是驱逐胡虏，也要按部就班一步步来啊。”
曹广弼叹道：“道理是这么讲，可人心不是这么想的啊。有些道理，对着几个人讲得通，但对着天下人讲不通！要成千上万人狂躁起来容易，要已经狂躁了的百万之众冷静下来却难！”
邓肃道：“那么……打？”
曹广弼道：“没办法，只好打了。”
尽管曹广弼已有了开打的准备，不过他毕竟不像那群义军一样冲动，在“求稳”方面，曹广弼和杨开远并无二致。在决定进攻之前，他还是希望把各方面的准备做得妥妥帖帖。
不过，战场上的事情，并不是某方面的主帅想如何便如何的。做好万全准备的想法是人人都会有的，但并非人人有这个机会。只是这次逼得曹广弼提前进军的，不是来自敌方部队的压力，而是来己方部队的推动。(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