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要告诉大家，在什么年代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应该告诉大家，这件事为什么要发生，为什么会发生。人类起源于非洲，但是为什么却没有在非洲发展起来？领先了这个世界几千年的东方文明，为什么没有将自己的影响力扩散全球？工业革命为什么会起源于西欧？而不是古印度，古中国？冷冰冰的历史事例，并不能引起读者的乐趣，甚至是在剥离读者的阅读体验。”

“但是，当历史研究人员能够将一件古代的事例，犹如讲故事一样分析出来它发生的前因后果，分析出来它在历史中的存在对现在的影响，那么，就等于是把读者也带进了历史，让普通人都能体验到阅读历史的快乐，让普通人都能明白，历史与现在的交互作用。”

“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一块内容，但是其背后的逻辑则更加重要。有人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文明古国希腊、印度和中国，从文化、种族、制度等等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诚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些因素却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不是在更早的一个世纪或更晚的一个世纪发生。”

“也有人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非洲为什么落后，利用两百多年前的奴隶贸易与非洲现在的人均收入做回归分析，遗憾的是这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工业革命促使宗主国向殖民地不断的掠夺资源、并限制殖民地的工业发展，而影响最深的往往都是这些主要的奴隶输出国。因为这些国家最初都是收入相对较高、且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他们的资源和地理条件都相对较好，进而成为欧洲国家掠夺的对象。尽管许多分析者使用了工具变量，但这种变量更多的可能是制度的替代。在所有的这些解释中，经济似乎只能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而政治因素虽然是一个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研究历史的最佳方法。但是这只能对欧洲城邦制度以前和古印度，古中国还在封闭期间的国家发展有着明显的作用。当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的时候，只是以政治因素的分析，伸直加上人文，制度，文化，也远远不能详细地来分析历史。”

“我学习之初就是以如今主流的兰克学派的方法来解读历史，这是我知识的来源。所以，我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掌握了更好的方法，就因此看不起兰克学派。历史在变化，时代在发展，总是会有更好的，更优秀的方法出现。人们应该承认历史，而不是否定历史，人们应该正视自身，而不是自欺欺人”

周南喝了一口水，稍微平息了一下气息。他看着大厅里的安静的数百学者，心里不自觉地有一种骄傲的自豪感。这里面有欧洲大部分国家著名的历史人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

就连费弗尔这个如今在英国闹起了不小风波的家伙，也跟一帮不受欢迎的学者，充当了不速之客。现在都端坐在位置上，拿着一支笔不停地写写画画。

还有像英国国王乔治六世这样的国王，也像一个学生一样听着周南用德语演讲。

除了他之外，还有不少外交官员也坐在下面。

但是让他们有些失望的是，今天的周南似乎一点也不想提时政问题，而是完全地讲了一堂学术课。

在针对目前费弗尔掀起的争论中，周南几乎是在用公平的方式，分别抨击了他们的可笑。就连费弗尔的年鉴学派，也遭到了周南的讽刺，认为他们现在就看不起传统学派显得非常可笑。

这让在座的兰克学派的老朽们对周南也有了一丝好感，但是也绝对不会让费弗尔他跟他身后的一群人觉得愤怒。

指出了兰克学派的不足，年鉴学派的忘本，周南又抨击起了好朋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并不是一项综合学科，或者说是一项综合的研究方法。因为他到现在发表的历史研究论文和已经印刷的书籍里面，全部都是以文明为单位进行的研究。

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等等。

虽然这种以文明为单位的研究的确优于用国家为单位的研究，但是却仍然有非常大的局限性。他的研究理论是兰克学派的衍伸和发展，也是兰克学派用以针对年鉴学派的最佳武器。

但是不能不说，他的研究方法的先进性，还是比不上年鉴学派的。年鉴学派得到了周南的提点，被费弗尔在短期之内就建立了一个先进的粗略的思想和研究构架。

他在得到周南的提醒之后，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或者说因为公务，他甚至连成熟的论文都没有发表几篇。

在原本的历史中，他就是因此在46年到48之间，受到了年鉴学派的猛烈抨击。这场风波甚至一度扩散到了全世界的范围内，差不多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他因此辞去了公职，返回了大学教书，因为这样有充足的时间来写作。

到了55年的时候，他把教授的职位也辞掉，专心创作。在46年以后，他虽然进入了老年期，但是创作出来的作品却越来越多。

以文明为单位的研究，虽然比传统史学派先进一些，但是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根本性的思想和方法都没有变化。

除非，他把角度变成全球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