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李化龙不禁喃喃自语，“朝廷之中有些人想要逼反杨应龙为的是将播州纳入正常的统治，然而这一办法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没有得到杨应龙族人的支持，他们宁愿给杨家世代当奴隶，也不愿意成为佃户，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性奸猾，其实乃是当地生产制度决定的！”

“播州地方没有大片平地，耕种土地得到的产出一定会比内地低，如果像内地一样依靠佃农去耕种，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佃户，坐拥奴隶、族人的土司制度反而比佃农制度更能让当地安定！”

李化龙一直想要搞清楚边境民族问题的解方，也正是因此才专门抽时间研究《通鉴地理通释》，想从历史上的边境民族问题之中找出如今大明边境民族问题可参照的对象。

而他所思所想的问题，此刻却一下被王文龙给说清了，这带来的喜悦实在太大，让李化龙忍不住在棚子内走来走去都无法发泄自己的兴奋情绪。

过了一阵才忍住激动，李化龙坐下继续看书。

王文龙从岛屿的例子引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制度的概念，之后便开始回溯历史，他从黄帝时代讲到帝国时代，用了大量篇幅史料介绍不同历史时期制度的不同以及背后的原因。

上古时代的生产力弱，有能力的诸侯便倾向于让其他诸侯向宗主国供奉实物。等到生产力提高，奴隶的生产价值更高过诸侯们供奉的谷物，于是商周时期的奴隶制出现，朝贡变成了礼仪性质，诸侯对于宗主国表现忠诚主要的方式从朝贡变成了联合出兵征伐不臣、帮助宗主国获得奴隶等等。

之后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一片田地已经只需要少数人便可以耕种，井田制便宣告瓦解，商鞅变法，利用私有财产的奖励诱惑去促进生产效率，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出现……

王文龙将中华文明制度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条分缕析的解释出来，然后点出关键：第一次生产力提高来源于耕种技术的成熟、第二次生产技术提高来自于青铜器的广泛使用、第三次则是铁犁牛耕的推广——王文龙指出，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伴随着的都是新生产技术的出现。

“妙极！这真是看得彻了！”李化龙越看越激动，到最后居然拍案而起。

他终于明白了，边民习性的不同源于生产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只要山海关外的牧民还在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奉从中原王朝的统治，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做一个兼顾草原和农耕制度的二元帝国。

至于让大明苦恼了上百年的问题：如何让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都过上一样的生活，这问题李化龙也想清了：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新的技术让游牧民和农耕民都使用一样的生产方式，那时他们自然就可以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下生存了。

游牧和农耕民族怎么能采用一样的生产方式？这李化龙现在没有解决的办法，但对于云贵边民的治理《农业、地理与钢铁》却已经点出一条路。

当天下午李化龙就摊开稿纸，开始写自己的建议奏疏：“欲安云贵之民，除打压土司之制外，更重在于广开良田，引入适耕之术，使云贵之民得如中原之民，此方为治本之策也……”

——李化龙想到的方法就是在云贵培养地主去取代土司。

当然，此时李化龙只是有了这样的思路，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计划能否完成，但如果王文龙看到李化龙的这份奏疏一定会大为惊奇，因为这就是后来清朝完成改土归流的方法。

满清的改土归流可不是把土司替换掉、派几个流官去统治这么简单，要是如此就能把奴隶制地区变成封建地区，之前的朝代早就做了。

改土归流的真正先置条件其实是清初红薯土豆等适合山地种植的作物大量引入云贵川，雍正乾隆时期派去的流官做的也都是推广红薯土豆等事情，而且是大力推广。原因很简单，官员们发现越种红薯，当地的百姓对于中原王朝制度的适应性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