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思淮实习那一年,按照学校的规定,要在内外妇儿和辅助科室五个系统中轮转和学习。
蒋思淮去内分泌科是在三月,在去内分泌之前的二月,她在呼吸科轮转。
当时她手头被带教老师分了个肺癌的病人,很年轻的小伙子,才刚满二十岁,长得很白净秀气,这种白净和梁槐景的天生肤色不一样,他是病态的苍白。
面如白纸,蒋思淮虽然在肿瘤科待过,但一个月太短了,她还没来得及见过像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的肺癌晚期病人。
病人也瘦弱,因为生病的缘故,话也不多,蒋思淮看着他,总觉得他连喘气都困难。
他被分管到蒋思淮手上,实习医生能做的事不多,无非是帮忙问问诊,签签字,还有在病人和家属与主管医生医生传递信息。
病人入院后常规完善入院检查,结果很快出来,肿瘤已经侵犯到支气管,还出现了骨转移,常规化疗已经不可能。
老师告诉蒋思淮:“他也就是拖时间罢了,真可惜,年纪还这么小。”
蒋思淮愣愣的,仿佛看到了在他身体里肆虐的癌细胞正在具象化,慢慢变成恶魔和黑白无常的模样。
他在呼吸科住了一个月,蒋思淮每天都会跟着老师去查房,到床边问诊、检查、谈病情,看着他一点点衰弱下去,最后连去洗手间都起不来了,老师开了下尿管的医嘱。
陪护他的是他的母亲,一位很优雅很和蔼的中年女士,蒋思淮觉得她的气质很像董姜莉。
柔柔的,又很坚强,看到她时总是笑眯眯的叫她“小蒋医生”,跟她说谢谢。
但是蒋思淮却无意中撞见过她在卫生间嚎啕大哭。
她躲在隔间里不敢出去,生怕打扰了对方的哭泣。
蒋思淮那个时候每天都觉得心情很复杂,特别是看到他们母子俩互相安慰,还说什么等回家以后要做什么好吃的要去看什么人时,总觉得心里有种悲凉慢慢蔓延。
病人要做放疗,蒋思淮被老师打发去告诉告诉病人和家属放疗的时间,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尖锐的警报声。
护士从里面冲出来,告诉她:“36床大咯血了!快叫你老师过来!”
36床就是她分管的这个肺癌晚期病人。
她手脚冰凉的在病区里狂奔,刚冲回到办公室门口,就和里面出来的老师迎面碰上,又转身跟着一阵奔跑回病房。
跑到门口,她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看到病人扣着储氧面罩,歪靠在床头,眼睛半闭着,抬手四处摸索。
抢救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他的母亲跪在他的另一边床边,伸手握住他的手,叫他“安安”,应该是他的乳名。
蒋思淮在他咯出的一片暗红色里,看到他忽然睁开了眼,朝他妈妈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里有不舍,也有解脱,让天地顷刻间就没了颜色。
抢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后,蒋思淮看着心电监护上的波形最终拉成一条平直的线,老师摇摇头,遗憾的宣布了死亡时间。
他的母亲抱着他的头,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哭声悲凉怆然,一边哭一边叫他名字。
这个画面最终成为了蒋思淮挥之不去的梦魇。
这不是她第一次遇到患者死亡,却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也许是因为和对方相处了快一个月,多少也投入了感情,又或者是他的母亲让她想到了董姜莉,她会想,如果自己病了,妈妈该多难过啊。
她希望他能好起来,至少能出院,真的可以享受那些他们提过的美食和去看他们想见的人。
结果呢?他死在了医院,人生最后一程,大咯血的时候,他的意识都是清醒的,清醒的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点消逝。
而她,或者说,而医学,救不了他。
蒋思淮做了一段时间噩梦,终于跟家里说:“我不想当医生了。”
那个时候她研究生初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考得还不错,有三百九呢,按照往年的分数线,她是可以进复试的,父母商量好了,让她去读心内的研究生,报的导师是父亲蒋兆廷的同学,读研已经是差不多可以定了的。
她忽然说不想当医生了,“那你研究生怎么办?”
“不去读了呗。”她说。
母亲问到底为什么,她把这事讲了,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医学院这五年都过得不大开心,压力很大,她认为自己无法面对死亡,也极为害怕死亡。
“我根本负担不起人命这个重任,也不想总是生活在一个随时可能遇到死亡的环境里。”
母亲就建议她,也许可以从事妇产科?
但她却反问母亲,你的病床和手术台上永远没有死过人吗?
母亲沉默下来,但家里并没有同意她的想法,坚持认为,都到这一步了,不去读研太可惜,死亡这种事,见多了就心硬习惯了的。
于是她就在这样的情绪里,从呼吸科出科,进了内分泌科,遇到对她要求颇高的梁槐景。
其实死亡这个议题,蒋思淮早就在伦理学课堂学习过,也知道自己迟早会和死亡正面接触。
可是书本知识到临床实践的对接是需要经验作为润滑剂、催化剂的。
偏偏蒋思淮心不在这里,明明家里人都是医生,只要向他们询问怎么面对这件事,就一定会得到帮助,但她没问,家里人也没意识到这对她的影响有多大,寄希望于她和她哥哥一样,可以自己渡过难关。
没有人及时指点她,加上她的害怕退缩,最终没能想通,也没有建立起来成熟的临床思维,最后学到的东西零散成一地零件,没有串起来的那根线,就成了梁槐景说的“一塌糊涂”。
要命的是,一直疼爱她的家人,并没有及时意识到不对劲,还在希望她能“干着干着就习惯了”,最后差点万劫不复。
董姜莉现在想起,都觉得后怕,“当时我和你爸爸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都怪我们没有及时发现,不然你不用那么难过的。”
她说着,伸手摸摸蒋思淮戴着一次性帽子的脑袋。
蒋思淮把做好的馒头放进蒸箱发酵,然后回头抱住母亲的肩膀,把脸贴在她的颈侧。
“是我的问题,我心理素质不好,太笨了,太过畏难,就只能苟安一世,没能长成你和爸爸希望的样子,对不起啊妈妈。”
董姜莉的眼睛一下就湿了,眼前浮现起她明明已经很难受了,还强撑着去上班和复试的样子。
“还说对不起的是我们。”她摸摸蒋思淮的脖子,“我们只是给了你好的物质条件,没有重视培养你的心理素质,阿稚,我们是不够称职的父母,谢谢你不嫌弃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