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快船效力的第六个赛季，情况变得糟糕。球场上没有任何改善，我受够了，我对唐纳德-斯特林的一切都感到厌倦。

在洛杉矶，交通、灰尘、噪音、人群、污染、输球和犯错都让我精疲力尽，这不是我想要的。

过去的五年时间，我的篮球生涯可以概括为休息、打球、骨折、休息、愈合、打球、骨折、手术、休息、愈合、打球……我还能写至少两排。

一遍又一遍，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一般永无止境，医生们不计其数的告诉我，我必须停下来，不能再尝试重返NBA，而是努力康复到能正常生活的水平。

医生告诉我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会有截肢的风险。

除了伤病让我无法登场，这五年来场外的官司始终纠缠着我，快船几乎起诉了所有人——包括我，NBA，劳埃德保险公司，开拓者队等等。

我也起诉了开拓者的医生，劳埃德公司起诉了保险经纪人，NBA球员工会起诉了NBA联盟，简直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衔尾蛇，无限的自我吞噬。

我的时间、精力、资源和精神也被这些东西给吞噬，儿子卢克的降生是照亮我的一束光，紧跟着的第二道光是来自加利福尼亚惠尔蒂的比尔-瓦格纳博士。

在一次会诊中，其它的医生都在讨论一件可怕的事：他们认为我应该截肢。

“他将在他的余生中不断遭遇麻烦。”

“他的腿瘸了，会继续恶化。”

“痛苦不会消失，只会不断加深。”

“他再也不能打球了。”

“我们得把他的脚切掉，截肢是一种很现实的可能。”

这些声音像恶魔的低语在我耳畔回荡，可他们不是恶魔，而是为了我健康生活着想的医生。

瓦格纳博士这时候出现了，他在长时间观察和思考后，轻声说：“我有一个想法。”

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手术方式，在众人的质疑中他详细介绍了这种极其复杂的手术过程。

手术需要在我腿上切开五个大口子，对脚部和踝关节的各部分进行手术，包括肌腱、筋膜和韧带。

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我问题的根源——脚部的舟骨和跟骨之间有一块先天的软骨，他阻碍了踝关节的正常运动和压力释放。

瓦格纳医生的目标是尝试去处理这块联合骨，重新调整踝关节的力学结构。

所有人都说这行不通，而瓦格纳博士平静坚毅的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被问到做过多少次这样的手术时，瓦格纳博士说：“十次。”

十个人中有多少恢复了健康？“一個都没有。”

但我选择相信他，相信我会成为幸运的第十一个，因为我想打篮球。

虽然瓦格纳博士严正警告了我，“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再去打篮球，而是希望你能免于截肢，能正常生活。”

很幸运，手术成功了，但我没办法再为快船打球，这里的球迷在万圣节戴上红色的胡须拄着拐杖打着石膏走上球场，拿到了节日的最佳着装奖。

我试图和杰里-韦斯特联系，但湖人和杰里对我不感兴趣。

他们刚刚击败凯尔特人拿到了总冠军，杰里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

我想给里德-奥尔巴赫打电话，但这时杰克-拉姆齐教练突然主动联系了我。

这个赛季我们的关系在趋于缓和，在客场在波特兰的比赛中，赛后他请我吃饭，我们重归于好。

我可以这么说，在我们关系恢复之后的半个赛季中，我们甚至比我还在波特兰打球时还要融洽。

他不用再对着我大吼，不用批评我场外的种种行为，我也不用再恨他，并且我发现他变得出奇的温和。

我知道他是个胜负欲极强的人，热爱挑战，有着非常高的自尊心，这是我们这么久始终还有疙瘩的原因——我们早已原谅的对方，却不愿意承认，不愿意跨出那一步。

他跨出了，而且来到洛杉矶，和我说了很多心里话，我感动极了。

但当他邀请我回波特兰开拓者打球时，我非常惊讶，然后第一时间拒绝了他。

我说我热爱那里，但我不能再为波特兰打球了，那是不可能的事。

杰克竟然开始诉说球队的改变，说他们更换了医疗团队，改进了医疗流程，购入了更多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