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周先生！”

马珏和同学们快步追出教室，一个个手里都捧着书，显然是想找周赫煊要签名。

在异国他乡听到有人说中国话，于珮琛首先转过身来，对周赫煊说：“先生，他们是中国留学生。”

“小珏，好久不见啊，你父母身体还好吧。”周赫煊笑着打招呼。

其他学生见马珏居然跟周赫煊认识，顿时羡慕无比，那种眼神让马珏颇为受用，她微笑道：“周先生好，我爸妈都很健康，多谢挂念。那个，同学们想找你要签名。”

“没问题。”周赫煊点头道。

学生们立即大喜，纷纷把手里的书递过来。

刷刷刷签下自己的大名，周赫煊指着汤因比等教授说：“我还要跟他们去吃午饭，下次有机会再交流吧。”

“周先生再见！”学生们恭敬道。

马珏扭扭捏捏地问：“周先生，那个……你住哪儿啊？我有些问题想请教，可以前去拜访吗？”

“当然，”周赫煊写下一个地址，“我最近都住这里，但并不一定在家。”

“谢谢，周先生再见。”马珏小心翼翼的将地址收好。

这时，那几个日本学生也从教室出来。顶着西方学生异样的眼神，他们全都灰溜溜跑掉了，似乎没脸在这里待下去。

反倒是最先出声质疑周赫煊的田中健三郎，走到周赫煊面前深鞠一躬：“周先生，我代表日本，向所有受难的中国人说声对不起。虽然很冒昧，但还是希望能得到中国人的原谅！”

“你觉得，说对不起有用吗？”周赫煊玩味的冷笑。

田中健三郎愣了愣，突然说：“我会尽自己的努力，还原被历史掩盖的真相。我明天就办理退学手段，然后前往中国查证日军的罪行。我会用自己的后半生，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平！非常感谢周先生给我上的这一课，再见！”

看着田中健三郎远去的身影，一个中国留学生说：“日本人倒也不全是混蛋。”

周赫煊挑挑眉：“总有那么几个异类。”

30年代的日本虽然全民陷入军国主义狂热状态，但还是有一些呼吁和平反战的“日奸”，其中以鹿地亘和尾崎秀实最为有名。

在日本全面侵华以前，鹿地亘主要创作反战。战争爆发后，他又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专门负责宣传劝降和对日俘的思想教育工作。这些日本反战人士，经常跑到前线向日军喊话，散发日文传单，不少成员直接牺牲在枪炮之下。

至于尾崎秀实就更厉害，表面上，他是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但实际上，他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经常向延安传递日本侵华的机密情报。遗憾的是，这位国际友人在1941年就遭到日本军部逮捕，并于抗战胜利前夕被秘密绞死。

顺便说一句，这两个积极反战的日本人，都是鲁迅先生的朋友。那些造谣说鲁迅是汉奸的家伙，实在应该多了解一下。

对于田中健三郎的幡然醒悟，周赫煊还是非常高兴的。如果一次讲座就能唤醒一个日本人，他愿意天天都开讲座，可惜这种还抱有良知的日本人实在太少。

中午，周赫煊跟伦敦大学的历史教授们一起吃饭，大部分教授都答应帮他做反日和平宣传。

这种情况实属正常，毕竟现在是和平主义盛行的30年代，从学者到老百姓，99%的英国人都认为“和平”是神圣的。他们不愿意打仗，也不愿意看到别的国家打仗——其实是被一战的惨重伤亡给吓尿了。

下午，周赫煊又在家里接受了两份报纸的采访，并向记者提供了几张日军屠杀的照片副本。

傍晚，张乐怡和于珮琛正在准备饭菜，马珏突然兴冲冲找上门来。

“张姐姐好！”马珏笑着问候。

张乐怡解下围裙，惊讶道：“小珏，你怎么也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