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些所谓的“精英”相比，在异乡飘零的还有另一类人。

他们属于在家从没得过好脸儿，被鄙夷、被嫌弃孩子。

可尽管在家要被“打板子”，被迫走了出来，外面又千好万好。

但他们的内心，却永远割舍不掉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和从未给他们带来过任何好处的国人身份。

同样一个除夕夜，东京正野区的一栋公寓楼里，“糖心儿”和“伸手来”、“大眼灯”、“二头”、“滚子”就一起围坐在餐桌旁，在默默的叹气。

其实从电器设施齐备的两室一厅和相对宽绰的房间面积来看，以及从摆满了生鱼片、寿司、饺子、红烧肉、海螃蟹、鸡素烧、啤酒、纯米大吟酿、茅台酒的丰盛晚餐上，都能证明他们的处境还不错，生活水平甚至远超一般的日本四口之家。

但诧异的地方就是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那么郁郁寡欢。

如果再把这个场面观察得更仔细一些的话，我们便会发现在座几个人目光凝视的焦点，全都集中桌子上，印有他们各自照片的五份“永居身份”的证件上。

不过，这一幕恐怕就更要让人感到万分诧异了。

因为凡是真正了解日本的人都知道，这可是无数踏上这块土地的外国人，深切期待的身份证明呀，况且前面还加了“特别”两个字。

这就是说，持有这种证件的外国人不比平常，会得到许多特权。

像普通外国人一旦犯法就会被遣送回国，出入日本需检查手纹。而他们统统都不用。

可既然是这么好的事儿，那他们又为了什么不高兴呢？

答案最终还是从“糖心儿”的话里透露出来。

她开口前，先认认真真像个日本人一样给大家鞠了一躬，然后这才相当抱歉的说。

“我对不起大家，这事儿办得不好。可是，在这里我们的同乡太少了，还几乎全都是研修生，用我们本来的身份，根本没有得到永居权的可能。何况永居权的‘特别’两个字又只发给韩国和朝鲜人，所以……所以也就只能这样了……”

“我知道大家都不情愿顶着在日韩国人的名分生活，可这里的人对我们国家的偏见和排斥太多了，我们眼下急需一个不受歧视的身份。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搬到更好的地方居住，才能不用躲避警察查证件，才能不怕万一失手被遣送回国。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光明正大的去医院问诊，大家才能入学、考驾驶执照、在银行开户头。”

“我承认，这是一件屈辱的事儿，不光你们，我自己都觉得屈辱。但这确实没办法呀，我们眼下没有别的办法能见光了。这样，我在此向大家保证，只要今后有机会，哪怕花费再多的金钱，想尽一切办法，我一定会把大家原本的身份还给大家。哪怕是换成台湾人或香港人的身份呢，我也绝不能让大家长久这么遗憾下去的！请大家原谅！也请大家相信我！”

说到这里，“糖心儿”不禁又鞠一躬。

而“伸手来”二话不说就拿走了自己的证件，毫无条件用行动率先表态。

片刻之后，“大眼灯”也跟着开口了。

“丫头，你别多想，这不赖你。我们兄弟都是心甘情愿陪你走这条不归路的，我们也明白你的难处，知道咱们大家的处境，这只是被逼无奈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罢了，没办法的事儿。只是一朝发现，自己突然就不能当华国人了，连祖宗也不能认了，这心里也难免别扭得很。其实说白了，就是需要个调整适应过程，等过了这劲儿就好了……”

“二头”这会儿也有了点精气神儿。

“对对，其实你真不用自责，这事儿说开了也没什么。只要我们还拿自己当华国人，名义上是什么身份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咱自己个儿不忘祖宗，谁也变不了咱的种儿。用你的话说，以后不是还能想办法改回来嘛。退一万步讲，其实就是改不回来也没什么，这是论心的事儿。反正对我来说，只要最后你们谁能帮忙，把我骨头渣子攘在京城的土里，也就别无所求了……”

而就在“滚子”也正要随之表态的时候，偏偏这时候突然出了一桩意外情况。

就听外面一阵杂乱，随后就响起粗暴无礼的敲门声。

“糖心儿”他们立刻心知来者不善，彼此一个眼色，各自就都有了防备。

“伸手来”和“二头”从旁边的柜子下，各自摸出一把手枪藏在桌子下。

“伸手来”也一把抓起了桌上的餐刀，“滚子”则赶紧把五张证件收在了身上。

而等到这时，“糖心儿”才带上口罩，又拿起了身旁一块叠好的“香罗帕”，一边用日语应答着，走过去开了门。

果不其然，门口是大楼管理员领着两个警察来找麻烦了。

“半个小时前，是你们下楼扔垃圾了吧！你们这些人真不像话，连垃圾都不懂得分类。管理员说好好的房子都被你们糟蹋了。他希望你们马上离开！”

“喂，快收拾东西吧，给你们一个小时，别磨蹭！”

两个身着制服的日本警察态度蛮横，一边毫无顾忌地下着不合情理的命令，一边再三打量着屋里的人。

“糖心儿”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

敢情在民用垃圾方面，日本向来有着世界上最严苛收集体系。

比如说，资源性塑料，要洗净、擦干，放入半透明和透明的可以看清内容的指定袋子里。

扔可燃垃圾要用白色塑料袋，扔不可燃垃圾要用红色塑料袋。

可燃垃圾周一至周四按规定仍在指定地点，不可燃垃圾则要等到每月第一个星期三和第三个星期三才能扔。

还有空铁罐和空铝罐要分开，啤酒罐和果汁罐也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