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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下来，李主任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打了无数个电话。

这种行为真有点像现在的电话销售，完全是一种全面撒网的意思。

但好在当年人生活节奏慢，到没什么人因为反感挂断电话的。反倒为了解闷儿聊得不亦乐乎者居多。

这样，还真被他们趟出了几条路来。

最先获得解决的，就是苏锦的工作问题。

有关这方面，李主任给联系了三个关系。

一个是“京城服装三厂”的人事科长，一个是“红都服装店”的采购员。还有一个是“普兰德洗染店”的织补师傅。

于是洪衍武就邀李主任作陪，在外连连请客。

而命运这东西就是这样，要说事在人为的确没错，但有时候还真是成事在天。

因为苏锦这事儿，居然在最有希望的地方纷纷碰了钉子，而最不报希望的地方，却偏偏获得了成功。

先说“京城服装三厂”。

按理说人事科长就管招工人，应该成功的概率最高。可是呢，人家说了，他们厂子全是机器生产，首先就不在乎工人裁缝手艺的高低。

另外，他们厂子现在人满为患，领导为了安插人手，彼此都快打起来了。互相正窝里斗得欢呢，弄得现在就连工人的孩子办接班儿都难。

他这个人事科长工作太难做了。说不好听的，被领导、工人们挤兑在夹缝里，跳楼的心都有了。要能安排，他都情愿把自己安排到车间去，让别人干这个人事科长。

说最实际的，就连他自己的孩子现在家里还待业呢。所以就是好处再诱人，他都办不到啊。

结果这顿饭，就成了人事科长的诉苦会。

跟着再说“红都服装店”。

1956年的时候，总理与京城市长曾共同提议，将沪海的“雷蒙”、“波纬”、“造寸”、“蓝天”、“万国”、“鸿霞”等一批名牌服装店迁入京城，来满足首都人民的生活和外事工作的需求。

而“红都”这个牌子，其实是从伟大领袖诗词里选出来的，属于“运动”中改名的创举，实际上呢，这家店就是过去的“波纬”。

店址最先在“前门饭店”，后来又迁至“东交民巷28号”。

因为技术力量好，服务质量优，不但在外宾和社会名流中享有很高的口碑，自1957年来，还开始承担“中南海”里领导和外事人员的制衣业务。

于是为了方便裁缝师傅，中央甚至破例给“红都”特批了一辆轿车，专供他们进出“中南海”使用。这是何等荣耀？

应该说，这个工作绝对对口儿，要能去再理想不过了。

而且采购员办事痛快，根本没什么墨迹的。听洪衍武这边许了两条大中华，吃请的时候，这位就真把他们的经理给请来了。

按理说这事儿，凭着洪衍武有各类热门儿的家用电器当底牌，应该有的可谈。

可“红都”的经理一听苏锦的家庭情况，都没下一步，就一口把这事儿回绝了。

这不是他有多么高风亮节，就一点不动心。关键还是“红都”要承担领导人制衣任务这一条，对内部职工的政审条件很高。

据经理称，他们的职工基本上父母都是党员。苏锦就是家庭条件再差，那至少也得是没犯过错误的产业工人家庭，自己是个团员才好。可一个“小业主”的孩子，这就……

总之，这还真不是靠人情、托关系就能解决的事儿，无能为力。

所以这顿饭又白请了。为守信诺，也为交个朋友，洪衍武还搭进去两条烟。

这样最后也就到了“普兰德洗染店”缝补师傅这儿。

其实这时候，洪衍武和李主任都是想着死马权当活马医了。他们的打算是哪怕把苏锦先弄进去当个洗衣工呢，总比修脚强不是？其他的以后再想办法，慢慢调换吧。

没想到那织补师傅很有自知之明，为人特别谨慎，见面归见面，坚决不去饭馆。哪怕洪衍武再三相邀，织补师傅也坚决不吃请。就在大街上让他们直接说事。

洪衍武没辙，就只能直截了当，把苏锦的事儿说了，还把他家传手艺全方位地夸了一番。

可织补师傅仍旧显得很为难。

他说真不是不帮忙，而是自己职位太不上话。

他倒也能把经理给请出来，可问题是“普兰德洗染店”同样是沪海迁京的企业，而且还是京城唯一一家提供洗衣和精工织补的单位。他们照样也要承担外事任务。

那么在政审要求这儿，恐怕比起“红都”来也宽松不到哪儿去。

所以虽然听着苏锦是个人才，可办不成是大概率的，得先有个心理准备。

就这样，当天草草地散去，洪衍武和李主任简直都丧气到家了。

可没想到才第二天一早，完全出乎意料，“普兰德”的经理竟然主动给李主任打来电话，说自己听织补师傅说，有个想找工作的人是裁缝世家，还会做绣工，是不是真的？

李主任含糊其辞地应了，那头又问水平怎么样？李主任说这我可说不好，你们得见了单谈。

更没想到的是，那头还特急。说马上就要见。

这么着，当天没等下班，李主任找了洪衍武。然后俩人一起去让苏锦请假出来直奔了西四，与“普兰德”的经理见面。

这次见面异常顺利。听苏锦一说起“京绣”和“苏绣”头头是道。“普兰德”经理是特别惊喜，说你工作的事儿好说，只要你能帮我一个忙。

说完就急匆匆又把他们给带到了西四南大街20号，位于丁字街路口的西南角的“造寸女装店”。

洪衍武一见“造寸”这俩字儿，就特腻歪。心说真是的，怎么还非跟沪海干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