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杨涟和左光斗回到京师，不及去见天子复命就听说了山西十几家商人被抄、不仅抄了他们的各自族人, 还有他们所开的商号的所有掌柜和伙计, 一个不漏地被锦衣卫拿到了京师。

这可是要翻天的大事件。

不用刻意打听, 他们在候见天子的时候, 就知道了这些人被阖族下狱的罪名是违反了禁边令。

这禁边令已经颁布了很多年，但是戍边的将士没有军饷、没有粮草，为了活下去就对这些违反禁边令的商人，收到银子还会协助他们将粮食、布匹、盐、炊具、铁器、火药等搬运出关。对他们与建州女真交换回来的人参、鹿茸、兽皮、珍珠等, 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当作没看到。甚至军官还会入股这些商人, 牟取暴利。

可造成这些商人奔赴大同、张家口等地的最初原因是朝廷的“开中法”。简单地说就是边镇由于战乱, 不适合耕种, 需要内地运送粮食过去。

开中法大致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盐商先要在大明的官府登记，按照政府要求, 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的粮仓。得到边军仓库的回执, 凭回执到登记的官府换回盐引；守支是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取盐。市易是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但由于粮食运输过程中损耗巨大, 盐商们曾在九边附近的地方雇佣劳动力开垦荒地耕种﹐秋收后将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 以便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样的做法对大明朝廷并没有什么害处，反而在明初的时候对边镇的兴盛、对边防军的军粮储备，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盐商获得的利润引出了权贵们的贪婪之心，他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从皇帝那里讨要盐引，然后再转卖给盐商，从中牟利。这一现象被称为占窝。后来福王就藩的时候, 就额外从神宗那里讨到了每年三千盐引的恩典。

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破坏了开中制度﹐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倒逼朝廷不得不改变盐法, 以弥补国家在盐税方面的损失。

明孝宗弘治的时候, 修改盐法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商人用银子代米缴纳给朝廷，由朝廷把银子分给九边各镇。盐税交到朝廷了。太仓一下子有了百万以上的银两收入，可是商人就不再边镇屯田耕种了，边军储备粮食大减。

这就崛起了扬州的盐商，使晋商在大明的发展遭遇了遏制，山西的盐商势头转低。

到明孝宗的下一任明世宗的时候，杨一清身为三朝元老看到九边粮食储备不足，就积极想恢复最初的“开中法”。有了杨一清打头，再加上有识之士的跟随，这个提议在反复了几十年后（杨一清已作古三十八年），穆宗才于隆庆二年（1568年）同意恢复“开中法”。

穆宗命庞尚鹏为右佥都御史﹐管理盐政﹑屯田﹐督办九边屯务。庞尚鹏与陕西三边总督王崇古详细地规划了如何在边地推行屯田开中。

穆宗的心愿是好的，庞尚鹏的工作也是积极努力的。但是他们忽略了谋事之人王崇古的背景，导致此事因利益的纠葛最后不了了之了。

这里牵涉到“官商”已经为一体之事。

王崇古是山西人。他的长兄王崇义就是盐商；他的长姐嫁给蒲州的盐商沈氏子沈江；他的二姐也嫁去蒲州的盐商世家张家，大明的首辅张四维就是他二姐的亲子。

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恢复边镇开垦的计划，也会因为损害山西盐商的利益，注定其失败的下场。

然后就演变回去最初的商人运粮到边关换取盐引。可是商人在南边承办了粮食后，不肯冒着巨大的损失运去边关了。他们干脆在山西、陕西、辽东，最多是在河南、河北、山东收粮。使得粮食产量本就勉强的几省，因为这些商人的“作弊”，导致了常平仓储备不足。在遇到灾荒的时候，起不到平易粮价、赈灾的作用。

但是身为大明首辅的张四维和王崇古，经过不懈的努力，促使朝廷同意了在九边的数个地区开市，还允许百姓去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地区做生意。晋商转型为对外贸易。

转型后的晋商，在这个新的战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朝廷发现铁器、火药等的流出，导致蒙古和女真的实力越来越大，以至对大明有威胁的时候，就颁布了“禁边令”。

尤其是萨尔浒之战后，全面禁止与女真部落的交易。

可是已经建立了与女真交易信誉、并在与女真的交易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晋商，他们是不肯放弃到手的利润。朱由校派去的锦衣卫到张家口的时候，先就封锁了整个张家口，将所有在张家口囤积了大量战备物质，等着运离大明的仓库全部查封。突击审问下，把涉案的边关将领也抓了起来。

张家口封闭了，京营派去的禁军接手了张家口的驻防。

杨涟和左光斗到辽东一个月，京师发生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不等他们与等候觐见的官员继续了解，有小宦官出来宣二人去觐见天子了。

等候的官员都理解，辽东是天子第一关心的地方。他二人作为才从辽东回来的钦差，自然是第一时间得到天子的召见。

在杨涟和左光斗行礼后，朱由校给二人赐座。

“杨卿、左卿辛苦了。”

俩人赶紧起身回答，“为陛下驱使是臣本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