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机满满的贺欢在走出帐篷时,嗅觉灵敏的斛律明月看他的神情里充满了杀气。

贺欢只是礼貌地笑笑，便恭敬地退去了。

崔曜则针对晚上的局面，修改了今天之后的参会规则。

第一,开会时，不能带武器——所有茶杯都系上绳子，栓在栏杆上,不能拿来当武器。

第二，每次只允许一个人上台,有意见的等第一人说完，第二人再上台。

第三，禁止打架斗殴。

写完这些改进后，他去帐篷里把自己的意见书给君泽看。

君泽很满意,点头同意了。

但第二天，会议继续开始后,先前的三条便让崔曜和围观的君泽都知道了什么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只能一个人上台是不是，那我就在台上站着不下来,你们能怎么样？

但剩下的人也不是省油的灯,你不下来是不是，当我们没有茶碗好欺负是不是？

脱下鞋,往里塞点泥土，看我们能不能把你砸下来。

你讲的厉害是不是,我们在下边喊号子,看谁能听见你说什么！

于是第二天晚上,崔曜又紧急补上,台下不能大声喧哗，台上不讲的不能超过一炷香的时间。

同时，还加强了护卫,禁止私下里把人别倒了的拖走之类的物理攻击。

到这，这场大会才总算正常起来。

萧君泽的法条是参照了部份后世的法则，主要功能是明确“产权”、“物权”，“人生权”的定意，他没有直接解一步除去奴籍——这不现实，他的吏治还没有深入到宗族之中，而是确定了奴籍不能超过规定的年限，主人不能随意打杀，交易必须过官府，在一定年限后，奴隶便是自由人。

这对于各大乡豪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他们控制奴隶从来不是靠的奴籍，而是控制了对方的生产生活，就是把这些奴隶放掉，他们也会主动回到坞堡中。

另外便是要求地契、房契等大宗不动产交易，必须在市政中确定的契约，才能拥有“产权”，否则，朝廷有权不承认，并且有拆除征收的权利，这一条可以了解土地兼并的情况，并且能没收隐藏的土地。

这一条引起了不少反对，因为他们都知道朝廷的厉害，这多一道程序，官府能盘剥的事情就太多了。

这时崔曜出马，他和这些乡老们深入交流，表示这些土地主要针对新开垦的土地，如果不愿意申报，私自藏匿的土地，将来土地开垦时，很可能会进入新开垦的土地范围，被别人申报了，那就不是自己的了。

各地乡老人代表的基本都是本地乡人的利益，在权衡之后，最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也要求，新开垦的土地必须明确定多少久的免赋时间——他们很多人已经准备的把旧土地当成新地申报，从而获得三年的免赋时间。

另外便是对各地小规模放贷的规定，规定了最高利率，超过这个利率的朝廷不承认，因此产生的逼债纠纷，朝廷也不会

袒护。

这一条倒是很容易就过了，在他们看来，追债这事，一向都是债主的事情，收不回来，是自己没本事，怎么也扯不到朝廷去，他们其实也不愿意把人逼死，毕竟人死了债消了，那才是真的血本无归了。

还有每岁船税，这些钱每年应该定多少，还有维护各自河口的治安等事，都是细碎但又关系到诸人利益的事情。

很多乡人都是客串了路霸，会收取部分过路费，并且将之视为收入的理所当然。

崔曜给他们讲清楚了商路畅通的重要性，但这些人油盐不进，纷纷不承认他们没有在中途对商队进行刁难。

到后来，崔曜便也不再强求，只是告诉他们，法不责众，他也不会对所有的乡村都处罚，而是会处罚在商路中做事最过份的县城，让整个襄阳的差役多分一部分去最差的两个县。

这话一出，众人顿时色变，差役是比税赋还要可怕的事情，不但要占用许多劳力，还要自带干粮去干活，真惹到郡守分派了整个襄阳的差役，怕是整个乡里都要死上多半的人。

除了这几条主要的修改，剩下的便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税收的时间、每年允许多少男丁前去军中，还有吏员的先取应该凭借什么等等。

除此之外，这些乡老也提出许多十分有道理的建议。

比如各地乡兵可以推举出强壮的健儿来襄阳，经过考核后进入军中，比如各地的稻种分派，还有希望他们的乡里弄粮的好把式们，可以去农院学习一下双季稻种的种植——他们愿意自己出钱。

这些乡老们或许固执、守旧，但他们绝大多数，却还是念着故土乡亲，他们生于乡里，长于田间，知道村人是什么样子，知道该怎么说服村人，怎么传达上方的要求，怎么达成任务。

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智慧，只要统治者放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松开那么一点点，他们就知道该知道该如何找出更好的生存之道，不用指挥。

于是，很快，从一开始的混乱无序，他们也十分惊讶地发现，这是难得可以上达刺史的机会——对于他们这种最底层的乡老来说，县令大人，就已经他们能接触到最高的父母官了，甚至平日，他们能见到的，都是催税的差役，根本没有见到县衙的机会。

趁着这个机会，他们也纷纷把乡中的难事痛点陈述而出。

有的长年为水患所扰，希望能开挖沟渠，但找不到时间，希望朝廷能免一季节税赋，让他们的有时间疏通水利。

有的希望再开一处驿站，有的想要购买水车，有的想要引入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