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9年8月19日，午后一场大雨仿佛将整个江户城彻底洗刷了一遍，显露出难得的一片清新景象。同时，大雨也将连日来的暑热驱散，稍解沉闷和压抑之感。

在烟雨朦胧的街道上，一辆马车冒着依旧磅礴的雨水，从城西的方向驶来，十数名忠勇的武士，头戴蓑笠，身披斗篷，手按刀柄，一路小跑着护持在车队两侧，以防胆大的凶人袭击。

“这场大雨过后，也不知道城中何处又要陷入内涝之中，又有多少町人会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幕府老中水野忠之看着窗外的丝毫不见停歇的雨势，不由长叹一声。

这座城市自庆长十一年（1606年）开始大规模建造起，至宽永十三年（公元1636年）止，后面又陆陆续续扩建了数十年，如今已然是日本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

江户是一个典型的由行政力量推动而建立的城市，百万人口基本是可以肯定的。在这些庞大的城市人口中，由旗本御家人及其家属、诸藩参勤交代来江户的常住人口、为其服务的杂役等各业人等加起来应该稳定在五十万人，他们被统称为町人以外人口；而町人（包括寺社人口）则同样保持在五十万人上下。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江户城的范围面积已扩展数倍，城内建筑宏伟，有望楼二十座、城门三十六个，还有本丸、二之丸、三之丸、西之丸等宫殿。而在外廓，则密密麻麻排列着无数的町人居住区。

在町人区，房屋大多是单薄而简陋，环境更是污泞不堪，垃圾遍地。尽管大雨过后，会将街角旮旯处的污秽之物洗刷干净，并随着地势，最终流入大海。

但此番大雨，却不知有几多人家的房屋被雨水灌入，墙倒屋塌，造成无谓的町人死伤。

多事之秋呀！

水野忠之脑海中闪现出这个让人心悸的词语。

十几天前，从中国地区（本州岛西部地区）传来消息，桀骜不驯的长州藩断然拒绝了幕府做出的裁判决定，驱逐了裁判使。随后，长州藩出动藩军一千余，越过德山藩的边界，攻入德山城（今山口县周南市），擒住藩主毛利元次，逼迫其退位隐居，将藩主之位传于嫡子。同时，对肇事的德山藩足轻伊泽里右卫门和福田久助则直接砍了脑袋，悬挂于德山城的门楼之上。

幕府将军德川吉宗闻报后，万分震惊，当即召集诸多老中和家臣，商议如何应对长州藩的暴走之举。

其实，此次德山藩与长州藩之间争执的缘由并不复杂，也无甚太多厉害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四月间，长州藩久米村的农人喜兵卫，其十二岁的长子惣右卫门、八岁的次子三之允在摘田草回家的路上，在德山藩与长州藩争议地界剪下了曾经种下的一棵小松。德山藩的足轻伊泽里右卫门和福田久助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寻到喜兵卫的屋宅，严厉呵斥他，之后发生了争执，最终德山藩的里右卫门恼怒之下，砍了长州藩喜兵卫的头。

一個农人竟然敢跟武士争执理论，还有没有一点尊卑意识了！

在日本，一个武士拔刀直接斩杀一名不敬的农人，维护武家的尊严，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不过，这个事件最终却引起了两藩对该松树所在领界的争执，在一番沟通无果后。长州藩家主毛利吉元向幕府上书，要求以对本家不敬的名义，严厉处置德山藩，并将争议的河坝土地判给长州藩。

本来早就想敲打长州藩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收到毛利氏的上书后，与老中们稍加商议，便做出了明显不利于长州藩的判决，以此打击对方的威望和声誉。

同时，幕府还想籍此拉拢德山藩，挑拨长州藩和支藩之间的关系，并在周防国地区给他们埋一颗钉子。

在德川吉宗看来，幕府的这个手段可谓绝妙，可以直接在毛利家中引发基于德山藩一系列冲突，在未来几年内，必然能将毛利氏折腾得够呛，免得再这般扎刺，挑衅幕府权威。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毛利氏竟然敢掀桌子，公然拒绝幕府的裁决，还擅自动兵，攻击藩国。

虽然，德山藩是你们毛利家的支藩，算是窝里斗，但它好歹也是奉幕府为主的正式大名藩国，怎么能任由另一个藩国出手教训呢？

德川吉宗在与几位老中和家臣反复磋商后，便决定要对长州藩实施最为严厉的处罚。

领地减封八万石、缴纳罚银两万两、藩主毛利吉元前往江户谢罪自裁、家主之位由身处江户城为质的嫡子、大膳大夫毛利宗广继任。

尽管幕府的决议已经被信使带往萩城，但包括将军德川吉宗在内的幕府所有高层人员都一致认为，毛利氏很可能会置之不顾，而选择铤而走险，再次拒绝幕府的命令，并以武力相抗。

为此，老中水野忠之建议幕府需要做两手准备。毛利吉元接受幕府决议，那自然是皆大欢喜，事态将得以平稳控制。

但是，若长州藩胆敢暴起反抗，拒不接受将军命令，那么幕府就需要做好出兵的准备，以此来维护幕府和将军的权威。

出自御三家中的纪伊德川家德川吉宗在正德六年（1716年）4月继任将军后，便表现出不同于先代的风范。

因为是以旁支身份继任的将军，而幕府的旗本们大多为前朝遗臣，德川吉宗在继任后，便很快清除前朝势力。他罢免了侧用人间部诠房，并不再设侧用人，任命水野忠之、大冈忠相等人担任老中，将幕府权力逐步掌控在手中。

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加强自身的权威，这位将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场机构精简改革，废除了旗本的官位和俸禄的世袭制，以此大量削减旗本数量。

他还提拔了一批在纪伊时就跟随他的家臣，将过去几代由侧用人（往往是有一群儒者作智囊）掌权的统治方式恢复到江户时代初期将军本人独揽大权的体制。

德川吉宗实施的内政改革中的最大难题，就是重建幕府的财政。随着新田开发几乎已经达到最大限度，矿山枯竭、金银产出量逐渐减少，进出口贸易的长期逆差，贵金属持续外流，再加上元禄时期的物价普遍上涨、灾荒频繁等诸多不利因素，都使得幕府财政长期陷入危机当中。

为此，德川吉宗在改革中采取的基本方针便是“增入减出，开源节流”。

享保六年（1721年）至享保七年（1722年）间，连年灾害导致歉收，不但国库的收入降到了最低点，连旗本的俸禄都发不出了。为此德川幕府除了向齐国紧急借贷五十万元，从朝鲜、吕宋、安南等地采买粮食外，还趁机发布“上米制”，即规定各藩上交的年贡为每一万石中需交给幕府一百石。另外，大名们“参勤交代”的时间也被缩短一半，以此减少了大名们在江户的开销。

同时，幕府发布“俭约令”，要求幕臣们节省各类开支的。后来，俭约令的对象扩大到各藩国大名，甚至对个人的生活消费，如婚礼上用几顶轿子这种事都进行了要求。不过，该俭约令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仍有不少藩国大名继续维持着他们骄奢豪侈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