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3年冬，赵鞅、中行寅奉命率兵前往汝水岸边筑城。工程完毕后，二人在当地征用了四百八十斤铁，用于铸造刑鼎，并将“范宣子刑法”铸在鼎上。

此举一出，立刻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

先是晋国史官蔡墨，他大惊失色，怒气冲冲的痛斥二者。“士氏、中行氏这是要自取灭亡！中行寅身为下卿，擅铸刑鼎，以为国法，可称得上是违背法令的贼人。”

“范宣子刑法，违反‘被庐之法’，乃是乱法。明知是乱法，却仍布之天下，士氏也有不可推卸之责。”

“赵氏参与其中，怕是不得已，若能修德，恐能免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消息传到鲁国，大圣人孔子气得七窍生烟，浑身颤抖。“晋国恐怕要灭亡了吧！此举是失掉法度，罪不可恕。晋国应当遵守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准则。”

“卿大夫按照尊卑位次维护它，百姓才能尊敬贵人，贵人因此得以守住家业。贵贱有别，方为法度。文公依次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员，作被庐之法，以为盟主。而今废弃这个法令，铸造刑鼎，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还用什么来尊敬贵人？贵人还有何家业可保守？”

“贵贱无序，如何治理国家？范宣子的刑书，是在夷地检阅时制定的，是违犯晋国旧礼的乱法，怎么能把它当成律法呢？”

蔡墨可称得上是智者，孔子又被后世称为圣人，二人对“铸刑于鼎”为何都如出一辙的反对？他们提到的“范宣子刑法”、“被庐之法”、“叔虞之法”又是什么？要想揭开答案，必须回顾晋国的法制发展史。

法制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跟时代的脉搏紧紧相扣。

周朝初年，天下已定，周武王去世，周成王继位天子。成王年纪尚幼，由叔父周公旦摄政。

八年后，周朝诸侯国唐国（地处黄河、汾河东面，方圆约一百里。）发生叛乱，威胁周王室河东地区。周公旦果断出兵，很快平息了唐国的叛乱。为防反对势力死灰复燃，周公旦下令，将唐国居民迁至杜地，部分周王室子孙则被迁到唐地。

两年后，恰逢周成王要给同母弟弟叔虞分封，成王便将唐地分封给弟弟。史上称叔虞为唐叔虞，便是由此得来。后来，叔虞的儿子姬燮继位后，将唐国迁到晋水之旁，国号也由唐改为晋，就是现在的晋国。

唐地处夏人故墟，四周被戎狄环绕，再加叛乱刚刚平息，局势动荡不定，民族矛盾尖锐。叔虞去到唐后，发现形势十分严峻。最终，他秉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原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所谓“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以夏政”就是以夏戎之政治夏戎之地，至于“疆于戎索”，“戎索”就是戎法。两者结合，即是沿用夏朝之政治国，用戎狄之法区划土地。

那么，这份治国方略由何而来呢？据记载，叔虞赴唐前，周成王“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与叔虞同时赐封的齐、鲁、卫的治国方略则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两相比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唐国的治理，跟齐、鲁、卫完全不同。之所以不同在于，唐国的国情与其他三国不同。所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乃是因地制宜、因事而异的灵活变通的治国纲要。

这一方针，旨在发挥夏民族的优势传统，同时又兼顾戎族的部落习惯，做到了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可说得上是周王室在特殊时期特殊地点进行的改革试点。

后世大量史实证明，这一方针已成晋国的传统国策，对晋国甚至“三晋”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唐诰》是周王室颁布给叔虞受封建国的法典，也是晋国的第一部法典。

除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部法典应该还有一些治理规范的方法准则。虽然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从孔子对赵鞅、中行寅的指责中不难猜测，这部法典必定有等级尊卑君臣上下的鲜明界定，而且内容只对贵族开放，不对百姓公布。

晋文侯之后，历经百年的动荡，从“曲沃代翼”到“骊姬之乱”，晋国公族被残害削弱，礼法被破坏殆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发生深刻变化。亟需一部新的法典维护稳定，振作公室，收拾人心。

晋文公归国执政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制定了“被庐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