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李维正进京城的同一时刻，太子朱标也被太监请到了乾清宫，皇上有事要召见他，穿过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朱标的坐轿匆匆来到了父皇生活起居所在的后廷，朱标回到京城刚刚七天，正如他后来的醒悟，刺杀案瞒不过父皇，果然，他回京师第二天，父皇便将他叫去，详细询问了刺杀一案，尽管朱标极力为地方官开脱，但朱元璋还是勃然大怒，命锦衣卫前去杖毙定远县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一应失职官员，并将凤阳知府和英武卫指挥使革职流放，又急令左都御史詹徽前去调查此案，但颇有戏剧性的是，詹徽还没出京城，朱元璋又将他叫了回去，不再承认有刺杀一事，凤阳、定远诸官改为懈怠祭祀而获罪。

定远刺杀案虽然被父皇压下了，但李善长却因向汤和借兵一事引起了父皇的震怒和猜疑，朱标也想不通，怎么会这样巧，就在刺杀案的前一天，李善长派人去问汤和借兵三百修定远老宅，虽然汤和借的都是一些老兵，但李善长却有了刺杀之嫌，这让朱标不得不感叹李善长天命已定，就算李维正嫁祸李善长的方案被自己放弃，但他李善长还是自己跳了进来，不过有一点让朱标欣慰的是，父皇似乎不想用刺杀案来给李善长定罪，从父皇对刺杀案前后态度迥异来看，父皇或许真是不愿意家丑外扬。

正想着，朱标的轿子已经到了乾清宫，轿子停了下来，太监上前道：“殿下，请容老奴前去禀报。”

太监匆匆地去了，朱标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父皇召见自己，恐怕和李善长有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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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清宫内设有朱元璋的御书房，这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明开国皇帝极为勤奋，每天都会批阅奏折到深夜，他今年已经六十二岁，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恰恰相反，即位二十三年，他却越来越困惑，他出身贫农，深知耕者之苦，从立国之初，他便轻徭薄赋，广授田产与贫农，他坚信‘民安其生，君才能安其位’，为此他千方百计使富者自安，贫者自存，但他的困惑却是来自于此，他费尽心机，苦心经营，却受到了来自农民和地主两个方面的抵抗。

洪武一朝，各地造反此起彼伏，甚至不少农民为逃避赋税，藏匿山中，宁可刀耕火种也不愿赴平原接受官府给予牛种的优待。

他以骇人听闻的重法坚决惩治贪官污吏，甚至剥赃官之皮立于衙门公坐之侧，以儆后者，但贪者杀之不绝，虽朝有十人弃市，暮仍有百人为之，贪官污吏并不因此裹足，一发继续如水之趋下。

他自问励精图治，勤政勘与千古帝王比肩，他自问轻徭薄赋，只让百姓空闲时间服役，民田亩税也只收三升三合五勺，他如此善待百姓，为何苍天却对他不公，迟迟无法让他看到‘大治’之世，难道他定下的种种规矩都错了吗？民不可逾规、臣不可逾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只有皇帝的权力才是不受任何限制，这些难道这不是天道吗？

朱元璋从立国之日便开始困惑，这江山明明是朱家的私产，为何相国可以擅自批权、为何尚书可不用奉他之旨，卧榻之侧有他人鼾声如雷，这皇帝的梦还做得安稳吗？

不！他决不能容忍。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立国后，他大开杀戒，炮制胡惟庸案、郭恒案、空印案，屠尽权势愈重的淮西集团，屠尽所有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威胁他皇权的敌人，君临天下，他绝不要掣肘君权的相权，他要获取绝对的权力，他要家国天下，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皇权之威，一日可行千里。

为此他谋划了二十三年，直到今天，他的棋还没有走完，还有最后收官的一步，现在是落下最后一颗子的时候了，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已经活不了几年，他绝不能让他善终，他要李善长死在自己手中，要让他的死来警戒世人，也为自己的棋局走完最后圆满的一步。

此刻，这位勤政的大明天子正奋笔疾书，批复来自各地的奏折，他疲惫的抬起头，揉了揉眼睛问道：“朕的太子怎么还不来？”

脚步声正好远远传来，太监在门外禀报：“陛下，太子殿下来了。”

“宣他觐见。”朱元璋放下了笔。

片刻，太子朱标快步走进了父皇的御书房，他屈膝跪下，“儿臣叩见父皇。”

“皇儿免礼平身。”

朱元璋见长子身子似乎又单薄了几分，气色也太不好，不由关切地问他道：“听宫人说皇儿这几日睡觉颇晚，这是为何？”

“回禀父皇，儿臣每年初春皆寝食难安，今年稍重，这是常态，请父皇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