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天下，承平四十载，自六年拒匈奴、破南越后，再无倾国战事。

至于边关那些小打小闹，无论是皇帝，亦或者地方官员，都不会持特别紧张的态度去关注。

没有精锐骑兵，军队想打到草原上去比较困难，但守卫疆土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哪怕诸侯国当中国力排不上号的代国，在抵御匈奴方面发挥得都相当出色。

在文帝十七年，代国秋收时节遭受匈奴入关劫掠，损失不小，于是代王刘如意在次年组织军队，愤而出征，斩首敌人七千余，打出了接近一比三的战损比。

虽然他们没有碰上真正的匈奴精锐，但是也将依附于匈奴的两个中型部族给打崩，带回了不少牛羊和马匹作为战利品。

而在南方，官府派兵清缴十万大山中的“野人”和匪盗，这是常有的事。

毕竟大汉商业开始复苏，郡县想要收取足额的关税，那就得保证自己治下的官道的安全，不会频繁出现行商被抢这样有害声誉的事情。

当然，地方官府调兵，多则两三千，少的话甚至就只动用七八十人，连续几场“大战”下来，几乎都是单方面的虐菜，完全无法达到战役的标准。

正是由于和平维持得太久，让很多人忘记了战争那狰狞的模样。

因此荆、长沙、城阳等七国同时发生反叛，天下震动！

长安，宫城内。

刘启面沉如水，案牍上散落着几册文书。

“见过陛下。”晁错刚被召来，语气颇为小心，通过太子家令的那些年，他早已熟悉对方的脾气。

单单感受这殿内的氛围，自己都知道陛下的情绪不好。

刘启拍案恨恨道：“那些逆贼，我就知道他们包藏着狼子野心，还才对刘濞老贼一个人动手，结果他们就全都不装了。”

哪怕没有了贾谊相助，他在继位之后，仍是按照原本的打算，开始推行削藩。

实际上在针对荆国之前，刘启就已经对好几个小诸侯国下手，以各种理由将它们的爵位剥夺，或者将他们的封地进行大幅度的剥夺。

当然，他根本没有把那些小诸侯国放在眼里。

现实情况的确如此。

那些小诸侯王收到长安传来的旨意，一个个都被迫选择接受，无论他们心底多么绝望与无奈，都没有选择抗旨。

毕竟人贵有自知之明。

陛下勉强算给自己留了一份体面，可若是拒绝体面，那下场恐怕比监牢中的囚犯都要更加不如。

而刘启认为他的对手唯有荆国、长沙国这样较为强大的诸侯国。

于是拿几个小诸侯国试手完，他就开始给刘濞找茬。

在那些诸侯王们看来，完全是另一重意思。

小诸侯国遭殃，他们尚且可以自欺欺人，觉得那几位诸侯的确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可荆国受到指责，大部分的诸侯就坐不住了。

陛下这是要温水煮青蛙啊！

他这才登基多久，就开始打算对荆王动手。

再过几年，那自己岂不是也要被废为庶民了？

一不做，二不休，他们索性反……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名头，举兵起事！

这些诸侯并非临时起意，大部分都进行了三个月到半年的战争准备，尤其是荆王刘濞，筹备此战的时间更是超过了三年。

他们骤然发难，打了地方上那些郡县一个措手不及，不少重要的关隘和城镇失守，天下处处皆燃起烽火。

晁错咬了咬牙，躬身说：“陛下，要不您就按照那些逆……诸侯的说法去做？”

刘启一愣，没反应过来道：“什么说法？”

“以臣之性命，去换取时机。”晁错毅然，语气铿锵，“他们用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那陛下将我杀死，那些人自然就失去了继续作乱的理由，为您赢来出整兵筹粮的时间。”

现在大汉官方处于劣势阶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诸侯作乱，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物资筹备方面，都未有任何准备。

要知道大汉上一位叛乱的诸侯，那得追溯到入土成灰的魏王余去了。

那样久远的记忆，根本没几个人会把它当做现实参考。

从关中调取存粮，指派将领整顿兵马，这都需要时间。

恰恰大汉地方上节节败退，这样的局面让不少人感到恐惧。

他们甚至觉得在朝廷准备好一支精锐的部队之前，那些叛乱者就会将关外全部扰乱。

这样的情况并非没有可能发生。

要知道从内因上来看，大汉并非三四十年以前那样，老兵随处能见，遇到战事，轻轻松松可以征召十万可战之军。

现在大汉要找有大量作战经验的士卒，只能去边境地界找，总体人数可能都不会超过十万。

组建出一支精锐军队，其实没有刘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而从外因来进行分析，那就是七国一同叛乱，不仅声势惊人，实际上破坏力同样不菲。

这叛乱的七国之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弱国。

哪怕最为孱弱的胶东国，亦能征发出两万青壮年来投入战场。

至于荆国、城阳国、长沙国投入战场上的士卒加后勤的人数，共计超过了十五万。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作乱的诸侯国是七个，却不代表那些没有作乱的那些诸侯国，心中就向着朝廷。

毕竟政治立场不能以简单的二极管思维去看。

说到底，刘启推动的削藩政策根本上是与所有诸侯的利益都相悖。

他们没有选择造反，有的是顾忌着大汉军队的实力，有的是念及朝廷以前的恩泽，有的是想从中浑水摸鱼谋求利益。

可要让他们死心塌地去支持刘启平定叛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明面上保持中立，私底下却暗暗与那些反叛的诸侯国进行联系的诸侯王，并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