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可以说是“名士”风的始作俑者。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这其中山涛年最长，也是这一群体的发起者。阮籍、阮咸是叔侄俩，热衷于酗酒与音乐。王戎的出身是这里面最好的，琅琊王氏，一直站队司马家，关于他的典故特别多。当然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能和王戎一起的出身肯定也不差，大多与宗室或者其他豪门沾亲带故。

“竹林七贤”所处的年代恰逢魏晋之交，距离之前汉魏交接也差不了多少年，他们家中必有人参与过曹魏代汉，而且这些人必然是这一事件的受益人。两汉四百年，他们祖辈创立的大魏仅仅四十余年，“竹林七贤”迷惘了，迷惘最深的是嵇康。

嵇康迷惘了，他带着其他六贤整日酗酒。当时有一种叫做“五石散”的药特别流行，这个药似乎能使人成瘾，据传能增强男性某些功能。酗酒之后身子会发热，服用“五石散”后更会使人燥热难耐，于是他们褪去衣服，在竹林中裸奔，嗑药、酗酒、裸奔成了“名士”的标准。

这些是嵇康的初衷吗？当然不是，嵇康的内心只是想当一名大魏忠臣，在乱世之中寻找一丝慰藉。嵇康看不清时局，没有丝毫的把握，倘若入帐司马家，过个十来年又来个改朝换代呢？嵇康主意一定，政事他是不会再参与了。嵇康与山涛划清界限，之后得罪钟会，引来杀身之祸，在嵇康的世界里，这一切，他是可以掌控的，他“名”是留下了。

虽说那个年代，儒教似乎已被抛弃，但为了家族繁衍的基本底线还在。山涛早一步拜入司马家帐下，嵇康与山涛间做了了断之后，无论如何嵇康都不会再影响到山涛的官场进步，但嵇康临终前一定要将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留住嵇家的希望。

嵇康之死对向秀的冲击最大，正是在帮助嵇康打铁时，向秀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主因，之后的向秀主动去司马昭那里应聘，出仕为官。其余诸贤在此之前便归附于司马家，嵇康的哥哥嵇喜早早便是司马攸的司马，后来官至扬州刺史。然而嵇康生前并没将儿子托付给亲哥哥，而是特意托付给已经绝交的山涛，这是嵇康的内心中亲情、友情以及自己志向的集中体现。

嵇康的能力主要体现在文学和音乐上，在治国上并无体现，但这是因为没有嵇康所向往的施展平台。嗑药、酗酒、裸奔再加上清谈只是嵇康烦闷心情的一种体现，然而后世却将这几样作为“名士”的标配，彻底抛弃嵇康原有的出发点。

嵇康所追求的或许是“一生只做一朝臣”，或许纯粹就是图个稳定，这样的出发点过于理想，又或许真正出仕的话其水平或许还不及何晏，毕竟嵇康不是司马懿。正是嵇康、何晏的超强号召力，他们对自己的外在包装成为统治阶层纷纷效仿的标准行为。

两晋十六国时期，政权不断交替，统治者对百姓的统治架构基本没有变化。皇帝、宗室、士族、豪族、百姓，一层层的盘剥。社会想要稳定，皇帝想要获取稳定税收，必须让这层与层之间有上升的念想，这个念想还必须动态平衡，一旦失衡便动乱不止。对于西晋皇帝司马衷，他觉得层与层之间固化最好，万年不变，这样稳定。事实上赵王司马伦篡位之后，宗室都看到当皇帝的希望，局势越来越乱。刘渊被当做异族，实际可被认作地方豪族，因为匈奴人也是大晋的编户齐民，纳税服役一样不少。刘渊想跻身士族，想得到朝廷的认可，迫于形势，自己干脆自立当皇帝。石勒的层级跨越更大，直接从低于百姓的奴隶成为皇帝，然而在冀州一带，石勒也好、王浚、刘琨也好，面对地方豪族设立的坞堡，都在犯难。成为统治者必须得到被统治人的认可，也就是能收上来粮税。一个坞堡便是一家豪族，其首领认可谁，谁便是统治者。

统治者如何被认可，除了不去豪族那里烧杀抢掠，行为举止也必须得像统治者。这就又回到嗑药、酗酒、裸奔、清谈的老路上来。刘渊驾崩后，其子刘聪，养子刘曜从小都在洛阳城中长大，“名士”那几样是必备，甚至玩的更花。石勒本身底子不足，于是培养他的儿子成为一名标准“名士”。姚襄依靠“名士”的号召，不论打多少败仗，依旧有无数认定其为统治者的豪族追随。王导将这套“标准”带到江东，豪族纷纷归附。局势稍一稳定，在宗室、士族的带动下，豪族也纷纷效仿“名士”，底层的百姓眼中，只有“名士”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才是心甘情愿追随的对象。

中原一带，由于“国主”频出，豪族们只要跟对人，跨越成为士族的几率是相当高的。张宾、王猛其出身只是当地豪族，遇到正确的君主便实现阶层跨越。除此之外，并非中原的衣冠士族全部跟随司马氏去了江东，跟随过去的仅仅是追随司马越的一小部分。河东裴氏、弘农杨氏、颍川荀氏、清河崔氏、渤海封氏等等绝大多数都留在中原，甚至服务各个政权以延续其家族血脉，在那个年代，姓氏等级之严格，理念是深入每个人心中的，江东的陶侃便是最好的例证。

陶侃出身寒门，幼年丧父，在那个动乱年代或许连做一名小吏的机会都没有。陶侃母亲为了能够让陶侃得到入仕的机会，趁着县里拥有举孝廉权利的官吏来家探访的机会，割断自己的长发换取酒钱。之后陶侃的仕途历经坎坷，总算跻身豪门，苏峻之乱时面对庾亮的一跪，内心的士族梦终于释放。

相反的例子是王羲之及他的儿子们。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儿，家族为他规划好的仕途路线被他玩的稀烂，非但没有守住王家的江州，甚至连会稽都没看好。会稽在当时属于三吴腹地，相当的富庶，但王羲之接任的前任内史是王述，这位太原王氏出身的高门弟子非常不入王羲之眼。王述在会稽料理丧事，按常理，作为地方长官王羲之应该去吊唁、致祭，一般应去三次，但他只去了一次。《世说新语·仇隙》记载王羲之：“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不用仆役通报，孝子们已经哭了起来，王羲之却不上前行礼，转身就走。三年后，王述做了扬州刺史，而会稽属于扬州，王羲之更是异想天开的上书朝廷，请求为会稽单独设置越州。

王羲之这种“名士”做派还遗传给了他的儿子们。王献之从会稽郡经过吴郡，听说顾辟疆有个名园，原先并不认识这个名园的主人，还是径直走入，当着园主和众多宾客的面，对园子指点评论，最后让园主哄了出去。顾辟疆出身江东传统豪族顾氏。王徽之在桓冲手下担任骑曹参军，负责管理马匹。桓冲问他：“王参军，你在军中管理哪个部门？”王徽之想了想说：“不知是什么部门，时常见人把马牵进牵出，我想不是骑曹，就是马曹吧！”桓冲再问：“那你管理的马匹总数有多少？”王徽之回答：“这要问我手下饲马的人。我从来不去过问，怎么能知道总数有多少呢？”桓冲又问：“听说最近马匹得病的很多，死掉的马有多少？”王徽之神色如常，说：“我连活马的数字也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死马数呢？”王凝之任会稽太守时，孙恩贼乱，王凝之请下鬼兵守住各路要津，结果城被攻破，王凝之被一刀枭首。

“名士”由嵇康内在的充实、外在的放荡，转为内在的放荡、外在的荒诞，北魏明元皇帝拓跋嗣更是因为过量服用五石散而身亡。这绝非是江东把“名士”风吹去了中原，毕竟在拓跋嗣时期，北魏刚刚迈入“文明”的门槛不久，反而映证“名士”风在当时已经不分地域的根深蒂固。随着孝文帝迁都并推行全面汉化，拓跋鲜卑改姓加入“汉人”这个他们自己发明的词汇，北魏开始实行最为严格的门第划分制度，成为入仕的直接条件，甚至将原先辅助这个制度的九品中正制变为摆设。最终六镇起义的爆发埋葬这种畸形的门第制度，中原“名士”在动荡的岁月中渐渐消亡。

江东政权多次更迭，刘宋坐稳江山后，或许是看透“名士”华而不实的本质，但又不想完全抛弃“名士”，于是谢灵运便有了机会。宋文帝刘义隆仅仅是把谢灵运当作吉祥物供了起来，朝廷的政事从不与其商谈。谢灵运心生不满，开始其任性妄为的各种造。最后被扣上谋反的帽子，处以绞刑。

从此以后，似乎再也没有人把为官从政当作玩乐耍性子的乐土。标准的魏晋“名士”成为后来文人心中的神往，但如果谁再做“名士”，谢灵运的下场就是其最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