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吃完了饭，司马光再度向章越提出助他一臂之力的事。

司马光言道：“度之，老夫自号迂叟，着此迂书，实是难通古今之变，需要度之这般贤良助老夫一臂之力，否则难以为继。”

章越道：“司马公号迂叟，白居易也号迂叟，其实我看来何来迂之？难道只有朝堂事君为正，江湖着书则为迂否。”

“其实我看来着书立说似迂实正，朝堂事君才是似正反迂啊。”

章越一言，引起了司马光的感叹，二人如今都属于政治上的失意者，一并都从庙堂上退了下来。

司马光道：“度之所言在理，我辈读书人常言三立，立德为上，立功为中，立言为下。我是从末等去为之。”

章越笑道：“立言不是末等，立德之事见仁见智，各说不一，立功之事却于庙堂凶险，凡夫俗子难以企及，故而我等读书人第一件可以为，也是要为之事，便是要立言。”

“就算功业之事再大，但年寿有时尽，荣华止于一身，倒不如文章可以经国，也可以垂世。故我等读书人寄身于此翰墨之中，不论身前身后之人如何评价，不必假托权贵飞驰之势，于此短短的篇幅之中，将自己的心血留馈后人。”

司马光闻言不由离桉而起，向章越拱手道：“度之这一番话说得太好了，真是老夫的知己，忘年之友啊！”

司马光重新入坐后问道：“既是如此，为何度之不随老夫立言呢？”

章越笑道：“因我已在草写拙作了。”

司马光恍然道：“原来如此，不知是何文章？”

章越想了想道：“不重征伐政治，而侧重于经济之学。”

司马光一听脸色就不对了，他本身对经济之事就不感兴趣，比如唐朝着名的税法租庸调制，在他的资治通鉴里只有二十几个字。

“经济……”

章越道：“司马公请先听我说，过去的史书，切于个人，认为王朝之兴衰在于几个帝王将相身上，此为以人为鉴，再如春秋左传，以及司马公所修史书，则切于史事，此为以事为鉴。”

司马光点点头道：“不正当如此么？难道还有第三者么？”

章越道：“其实我所着之书，则抛开人与事？”

若旁人肯定是要一晒，司马光则正色道：“愿闻其详。”

章越道：“好比变法改革之事，为何大多是民间百姓喜之，而大多士大夫商人不喜之……为何同样一个身份的人会得出同样之论？”

“为何草原之民，既喜商通商，但中原之民，却重农抑商。”

司马光心底自有无数个答桉。

但章越却道：“司马公可知在青唐，大食更远的西面，那边还有几十个国家，国家中央有一海，故各国之间通过此海进行船贸极为便利，以不足换有余，故而这边的国家人人重商。”

“但反观咱们中原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丁口上亿，若注重商业，那么人人经商，以至于耕种的人少了，就会饿死人，故而必须反而过来重农抑商。”

“再比如说为何要强干，因为从大禹治水起，中原即是江河泛滥，要治水便不是一县一州之事，必须上下合力。故而百姓们便思一位有为之君，将上下数千里之地皆归于他统一管理。”

“故而可知其地不同，其制也不同，其文化也是不同，故而修史在人与事之上，还需要查起势，这也是我着书之意。”

司马光听了章越的话，一时也无法察觉他说的到底好，还是不好于是道：“老夫信得过度之之才，到时候还请让老夫第一个拜读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