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依然有人怪罪于斐翔，认为他这个人就是灾星，导致了这一年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

这种言论毫无疑问就是妖言惑众，封建迷信。

但偏偏在这个年头还大有市场，特别是在民间特别盛行。

这些话传到了斐翔的耳朵里不免让他哭笑不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要说斐翔糊涂，就是因为他并不懂得人言可畏，三人成虎的可怕，此时还把这种消息当成无关紧要的流言蜚语。

他居然还想着既然如此，那我不如就唱一首带水的歌《三月里的小雨》来平息这样的言论，给全国人民道歉。

这件事让宁卫民知道后，差点没气吐血。

忍不住直言不讳，当面就说，“这种事儿不是开玩笑的事！你还真胆儿大啊！自然灾害不只是火灾，华夏国土又那么大。你就不想想，唱了这首歌，万一哪儿再起水灾，你又该怎么办？到时候你就是再冤枉，想择清自己也不可能了。你可别忘了，咱们华人是最介意吉利不吉利这种事儿的，真被人把你和灾难联系在一起，别说内地你不好混了，往后你就是在海外也别想获得华人的好感了。”

这话一说，费翔才变了颜色，终于意识到到自己的冒失了。

总之，这种事儿不是开玩笑的，必须得赶紧采取措施洗白，给两个明星正名。

饶是张嫱和斐翔两个人一个年少，一个无知，都不晓得其中的利害，但宁卫民是懂得的。

于是没办法，还是得他亲自出手，替他们擦干净，尽尽经纪人的义务。

宁卫民正好因为慧民读书社的事儿跟《京城晚报》和《青年报》的记者打起了交道，他索性不劳二主，又把两家报纸的记者招来，请他们给张嫱和斐翔做了专访。

专访的主要内容，除了披露他们即将参加拍摄雾制片厂的第二部中日合拍电影《摘金奇缘》的消息之外，就是把社会上相关他们的谣言一一做了澄清。

不但详细解释了这些谣言不为人知的内情，说明了两个人各自受到的委屈和苦衷，表达了他们两人都因为这些谣言受到的困扰和影响。

更让他们借着专访的机会，给喜欢他们的歌迷和影迷道了欠。

而且除此之外，宁卫民还像解决读书社的问题一样用了破财免灾的办法，他替两个人出钱为大兴安岭的火灾的善后工作捐了款。

此时拿出捐款的证明给记者拍照，张嫱的名义捐了十五万，斐翔捐了二十万，他们对记者声称，希望这些钱能在大兴安岭遭受火灾的地方，多种些树。

越发显得他们两个人成了道德上无可挑剔，饱受冤枉的两朵白莲花。

冤枉的很，也可爱得很。

于是当这样的报道见诸报端后，张嫱和斐翔的声誉便迅速有了转机，民间的舆论风向开始转变。

这还不算，不久之后，借助松本庆子的《李香兰》在京首映式的机会，宁卫民还请全国性最有观众缘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的记者，也给张嫱和斐翔照样来了这么一篇报道。

相关采访内容和大照片就发表在《李香兰》的电影彩页后面。

此后，经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套路，他们的人设这才算是完全立住了，让一切不利于他们的言论就此偃旗息鼓。

有意思的是，经过《大众电影》的辟谣之后，虽然让张嫱和斐翔从饱受困扰的中伤和谣言迅速解脱出来，演出机会和采访机会又多起来。

但是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却是让宁卫民在事前没有想到的。

那就是老百姓们看到了张嫱和斐翔的“大方”之后，又忍不住议论起来——像大兴安岭这样的事儿，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明星肯捐款，其他的明星也不会比他们挣多少啊，难道就装聋作哑?于是乎，演艺圈的那些风头正劲者和走穴最频繁者，普遍遭了秧。

除了刘晓芩这个“惯犯”之外，受牵连和连累的，还有因“西北风”走红的新一代歌唱演员们，和众多的相声演员们。

他们都遭到了人民群众的质疑，谁让他们挣钱没够，最近就他们蹦跶的欢实啊。

道德绑架的误伤在所难免，而且还是大范围的群体伤害。

不过，这就不是宁卫民操心的事儿了。

只要张嫱和斐翔置身事外，不再成为众矢之的，别的，宁卫民根本不在乎。

更别说那些人未必就无辜。

演艺圈是最能争风吃醋，背后下黑手的行业。

有关张嫱和斐翔的谣言，天知道怎么传播的那么快，那么煞有其事的。

要说这其中没有人为的因素，没有人在故意推波助澜，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让这帮人自求多福吧。

宁卫民完全不必抱歉，一点也不用不安。

但是，他也得承认，像他这么接连不断的出手，也是有副作用的，对他自己也未必就有什么好处。

这不，见他闹腾的太欢，一直他回来还没来得及拜见的霍司长派人召唤他了。

见面就一通臭批，毫不客气地痛斥他几大罪状。

第一，越过自己，私自和电影行业达成重大合作事项，而且谈成了居然还不告诉自己一声，竟然让自己蒙在鼓里长达半月之久。也太目中无人了！

第二，贪多嚼不烂，干什么都不专心。

一会儿搞饮食，一会儿搞影视，一会儿去扶植农业，一会儿搞公益性读书社。

虽然都是好事，可完全没有章法。

完全就是稀里糊涂一把抓，如此岂能成事？他兼顾得了吗？

第三，个人财产数量成疑。

霍司长表示自己就不明白了，他才出国几年，怎么就那么有钱，回来四处撒钱投资呢？正经事上也就算了，为了给两个明星正名，居然也舍得花几十万。

拍一部电影就要花二十亿円？

这都够共和国几大制片厂全年的拍片预算了。

由不得要问问他，到底在日本有多少钱，在国外都过得什么日子。

最后，最关键的一条，是他都要结婚了，请帖怎么迟迟还不送来？

是不是自己不请他来，他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而面对霍延平如此不留情面，犹如暴风骤雨的斥责和质问，宁卫民瞬间领会了核心精神。

忙归忙，虽然情有可缘，可自己好像确实有点把领导不当回事了，这才是领导不高兴的主要原因。

于是没办法，也只有俯首帖耳，赶紧自我检讨，耐心解释说，自己其实是想做出一些成绩再跟领导来汇报。

可没成想，后面又发生了种种意外，都是必须火速处理的紧急事态，实在不是有意怠慢。

说完，就奉上早就准备好的礼物和结婚请柬，如此，霍延平才终于有了点好颜色。

后面的事儿正如宁卫民所料，霍延平没有揪住那些问题斤斤计较，必须都让他给出合理的解释，无非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就是吓吓他罢了。

但是，霍延平也没就这么轻易饶了他，让他舒服过关。

而是代表国家电视台向他提出了一个更让他为难，他压根没有把握能做到的请求，甚至带有了一定特别的意味。

霍延平说，既然他都能让邓丽君当雾制片厂下一步电影的主角，那么他能不能去说服邓丽君，邀请其来参加国家电视台1988年的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