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来讲，这个年代的国人，非但瞧不起厕所这玩意，连带着也瞧不起从事相关行业和工作的人。

什么掏粪工，扫厕所的，开粪车的，一概如是。

其实说起来，不外乎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厕所的条件实在是差劲，只能用“臭名远扬”来形容。

究竟能差劲到一种什么地步呢？

能差到都不配被叫做厕所，只能以“茅房”称之。

这话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

这年代的公厕，建筑标准多是“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

不但没有门，而且矮得如同猪圈，厕所顶部为防雨只加覆两层石膏瓦楞板，通风就是靠厕所上部，砖头错落磊搭留出的通气孔。

而京城百姓这时形容上公厕的感受，那是“一闻，二跳，三叫，四哭，五笑”。

大致的意思是，在胡同里找厕所根本不用看标志，“闻”着味儿就能找着。

进入厕所则污水横溢，屎尿横流在地上，一不小心摔一跤，一天浑身臭骚味。

所以只能“跳”着前进。

另外在夏日，厕所坑中的场面将会让人惊心大“叫”。

还有厕所里弥漫着的尿液氨气能呛得人眼泪直流如同“哭”状。

再加上便坑之间毫无遮挡，入厕的人们只能大眼瞪小眼，相对苦“笑”了。

公厕的问题甚至影响到了共和国的对外形象，因为即便是公共场所，旅游景点的公厕也比胡同的公厕强不了多少。

在很长的时间里，共和国境内的厕所，都是境外游客到内地抱怨最多的问题。

有一些海外游客甚至因为被旅游景点的公厕给吓着了，宁可中止游览，也得返回宾馆入厕。

真有紧急情况，不得不被迫“入乡随俗”，那简直能形成心理阴影。

许多外国人会因为内地的厕所没有隔板，只能用手抱头面向墙壁，来个“鸵鸟政策”。

为此，有些外国出版的旅游小册子，就会郑重提醒前往共和国的游客——“旅游出发前务必要在宾馆提前入厕，旅游途中不要喝过多饮料，以免使用公共厕所，那里是华夏最肮脏的地方。”

所以完全可以说，公厕问题的确是这个年代，我们对外难以示人的一块臭疮疤。

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共和国的贫困和落后，也折射出了我们国家的人民素质与文明发展水平的不足。

可要知道，还别看厕所这么脏臭，想上还不好找呢，因为数量也不足。

据资料记载，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全京城只有五千五百座公厕。

即便是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公厕不过二十多座。

居民区往往一片胡同才有一两个公厕，日常捏着鼻子排队上厕所那是常态。

像西单南侧的公厕前，排队的人少时几十人，多则二三百，天天如是。

不知情况的人还以为这是在抢购什么紧俏物资呢。

由此，也就有一个属于年代性的特殊现象。

去饭馆喝酒吃饭的老爷们，都爱去自己掌握地形的。

知道厕所去哪儿上，才便于走肾不是。

同样的，也有了那个人尽皆知的顺口溜儿——“老塔儿进城，身穿条绒，头戴草帽，腰系麻绳，喝瓶汽水儿，不会退瓶儿，找不着厕所，是旮旯也行……”

说实话，这表面上说的是乡下人进城后的入厕尴尬。

可实际情况上，由于男人的脸皮厚，还多少有点权宜的法子可想。

真正找不着厕所，最不堪其苦的人，其实是女性，与城乡之别的关系还不大。

现实里确实有国内的女同志因为出差，在大城市繁华地段找不到厕所，小便失禁尿了裤子的。

也有外国娘们因为内急，强忍过度，结果在归途中晕厥昏迷的。

所以说宁卫民建厕所这事儿，其实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住在广厦间，用着抽水马桶，不用为入厕问题发愁群体。

当然会鄙夷，会嫌弃，会心生憎恶感。

可对于每天都得上胡同里茅房的附近居民，或是走到此处急需解决内急问题的路人来说，那就是功德无量，胜造七级浮屠的事儿了。

别处不说，就说宁卫民家门口的扇儿胡同的要升级改造的厕所。

自打边大妈贴出街道告示的那天起，这就成了扇儿胡同各院各户，家家热议的话题。

无人不津津乐道，说街道办了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