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遗址:距今已有5000年至3000年左右,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
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该遗址发现金杖、五辐精铸轮盘(即太阳图腾)、圣甲虫(即太阳神灵魂在人间的化身)等与苏美尔、古埃及等完全相似的人类远古文化特征,这说明古越文化、古蜀文化与苏美尔、古埃及一脉相称,它们同属于距今4.5万年至3.5万年前,在东南亚地区及中国西南地区形成古泰越文化,这个地区是地球末次冰河期的人类唯一的文化和文明中心,也是人类陆地大迁徙的出发地!
如果只是一般考古发现,我们肯定不会联想到在距今4300年至4100年的小冰河期期间,在古蜀国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民族冲突。由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文物都是在几个大规模祭祀坑里发现,而且这些文物大多数都被砸烂成碎片,而且这些遗物都是被挑选后,分别埋葬在几个不同的祭祀坑里,从侦破学的角度看,这是一起有计划的重大的文物销毁案件。因此我们才联想到古蜀国毁灭于一场惨烈的战火,这场战争是古蜀国本地民族势力与北方南迁民族势力的战争,最终,古蜀国势力被消灭,象征着古蜀国神权和王权的神庙和祖庙被北方南迁民族销毁,这就是三星堆文化遗址的真实历史背景。
三星堆文化遗址的文物由于破损严重,而且被人为混杂埋葬,因此考古学家和文物修复师用几十年的时间才逐步将这些文物的碎片拼接和修复而成形,让世人看到这些文物的本来面目。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这些文物的分析,这些文物都是象征古蜀国神权及王权的礼器,而不是一般宫廷生活用品。这些选择性的大规模文物销毁行动这给我们传递什么文化信息?如此强大的古蜀国为什么败在一群北方流民的手里?
我们认为,由于距今4300年至距今4100年之间的小冰河期,迫使当时居住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迁入四川盆地避难,小冰河期爆发初期,北方农牧民族南迁较少,由于秦岭以北各地华夏族、氐族和羌族等农牧民族与巴蜀人有血缘、经济和文化上密切联系,因此,巴蜀地区王朝和地方衙门对北方流民抱着友好接纳的态度,但是随着小冰河期引发灾害加重,导致大量的北方农牧民涌入四川盆地,由此导致四川盆地的人口突然增加,出现物资、土地等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为了生存和发展,原住民与迁入民之间矛盾和冲突日益严重,最终演变成四川地区的民族战争。根据史料记载,这场战争还波及湖北、湖南和云贵高原等地区。
古蜀人作为过着长期定居生活的原住民,他们具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而且在人与人的斗争方面富有经营和智慧。北方民族具有豪放、彪悍和勇猛的性格,因此古蜀人与迁入民的碰撞是冰与火的碰撞,搞暗斗及和平斗争北方民族肯定都过不过古蜀人,但是明刀明枪的斗争彪悍而勇猛的北方民族肯定可以轻松拿捏古蜀人。
在这场发生在四川地区,为获得生存资源的战争中,最终北方民族战胜了古蜀民族,血洗古蜀国王城即三星堆文明,胜利者摧毁了古蜀国象征神权和王权的全部礼器,胜利者想通过他们的作为告诉古蜀人只要你们放弃你们的神和王,你们就可以平安无事,大家就是一家人。
为了看到三星堆文明毁灭事件的更对细节和真相。我们先来分析古蜀国的社会形态。当时古蜀国仍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国家采用“帝辟结合”的统治方式,即国家及部族的最高统治者是女性君王即“帝”,帝掌管着国家和部族的神权,“帝”对外身份为大萨满、大祭司和大主教等神权实际控制人,帝和帝都祭司院负责选举和任命国家和部族的实际统治者——“辟”。“辟”相当于国家和部落的总监察官、总执行官、大总管、君王等,辟一般是帝的大女儿,有时也可能是帝的大儿子。
“辟”获得“帝”的任命后,不受帝权影响,可以独立组建由辟控制的后宫、朝廷、衙门和军队等。这套制度发展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辟”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帝”的权力越来越趋于象征性,帝位将完全被国家和部族实际统治者辟架空。为了改变“辟权独大”的情况,帝制神权阶层开始打破只有女性为辟的规定,开始任命嫡系贵族男性担任辟,但是,男性担任辟反而使“辟权独大”亦演亦烈,最终演变成辟位世袭或者由辟直接指定辟位接班人,“辟”再也无需通过“帝”任命。古蜀国是一个具有上万年历史的国家,此时古蜀国应该发展到“辟强帝弱”的历史阶段。
由于古蜀国统治阶层在神权与王权的分离、矛盾、冲突和腐败,为迁入四川地区的北方民族打败古蜀国地方势力,最终覆古蜀国提供机会。
也许北方迁入民族得到巴蜀当地高人的指点,这些高人建议北方南迁集团好好安抚已经没有实权的以“帝”为代表古蜀国神权集团,并获得神权集团认可和接纳,这样北方南迁集团就可以得到神权集团的册封和支持,为北方南迁集团打败古蜀国的实际控制者辟、辟朝廷和军队提供法理依据和精神支持。在北方南迁集团的文化攻势和军事的双重打击下,古蜀国辟王权集团首先被消灭,随后古蜀国的神权集团也被摧毁了,这样一个曾经承载人类无数梦想和希望古蜀国及其文明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消失了。
如何声势浩大、极端惨烈的战争,肯定会及其古蜀国各方势力的反抗,因此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斗争演变成长期的消耗战,当小冰河期结束,地球气候回暖后,一部分北方移民及其同盟军返回北方故土,留下来迁入民与当地人逐步融为一体,而古蜀国及其文化被人们逐步遗忘,然后新民族,新国家在中国各地遍地开花。
为什么三星堆的祭祀坑都是砸烂的礼器呢?因为要摧毁古蜀国的人们知道,要完全摧毁古蜀国,除了消灭古蜀国的统治阶层和军队,还要消灭古蜀人的信仰及文化记忆,只要这样古蜀国才不会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因此,经过苦心积虑策划和准备后,胜利者才将古蜀国的将象征古蜀国宗族信仰,宗教神权,国家权力、祭祀鬼神等礼器、文物和文献等礼器和文物收集齐备,进行集中销毁和掩埋。当时古蜀国的文字典籍主要记录在竹简和木简上,因此以古蜀国有关文字典籍都被烧毁了,这就是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典籍的原因。他们全部砸烂和销毁!但是像鼎、盤等中性的祭祀用品,以及编钟、尊、爵等王家和贵族的生活用品,以及普通远古文化典籍等,都被胜利者占为己有,全部收入囊中。
正因为胜利者的这番操作,让后人再也读不懂古蜀国,以及那段血腥而充满迷惑的历史。那些事件制造者只给后人留了,那些莫名其妙的神话故事,以及不合情理、支离破碎的文献典籍,三星堆历史事件的制造者给中国历史蒙上一个厚重的盖板,往下我们将为大家逐步揭开这个盖板。从此,中国文人有一套人为设计过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他们追求一种没有神权的“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方式,追求“学而优则仕,仕而名且利”,跟随朝廷,入朝为官,收获功名利禄的人生仕途前程。
三星堆历史事件爆发后不久,华夏民族开始树旗崛起,号称万族归宗华夏,并确定秦川地区为华夏族的起源地,黄帝是华夏帝国的首任帝王。
同时,华夏族在这个阶段推出了一套系统的以华夏族为中心的神话故事、文化典籍及民族习俗,然后华夏族将这个文化系统在四川地区、长江流域地区和黄河流域地区推而广之,让它渗透人心。
华夏族先祖们的这场革命行动和文化变革,在两个方面对东亚大陆历史和文明产生深刻影响。第一,彻底动摇了母系氏族社会制度的根基,为东亚各族逐步父系氏族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东亚各族开始否定了“女尊男卑”的母系氏族社会统治体系,反对女性王权,“男尊女卑”,建立父系家庭和部族逐步成为东亚社会的风尚;第二,东亚各种族开始全面否定古蜀人的神权即一种独特萨满教方式,只保留了丧葬、祖宗崇拜、天地祭祀等贞教(根据语言学家考证,“贞zen”常见于甲骨文的占卜祭祀文中,贞zen相当于东南亚及古越族的原始宗教gi,宗教学家认为gi教是沙门教、萨满教、佛教、印度教的基础宗教,佛教原名为bogi,印度教原名为gi)的宗教习俗,因此从立族开始,华夏民族就严格意思上灵魂及鬼神观念,也没有系统而繁琐的敬神祭祀活动,他们有无神论者的倾向。
以华夏族同时竖起民族大旗的还有羌人,他们应该是从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避难的混合民族,或者本来他们本来是古蜀人的一个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麓的部落。在针对古蜀国王城即三星堆的战争中,他们与华夏族里应外合,一举铲除了一直对他们剥削和压迫的古蜀王和贵族集团。获胜后,他们分得应得战利品,返回青藏高原,并长期生活在那里。
以华夏族同时竖起民族旗帜的还有氐人,在古越语里“氐di”有好、耕田、嫡系等三个意思。氐人在这个时候给自己这样取名,应该是表达他们是古蜀国王族嫡系民族的意思。而且他们驻守着位于松潘高原上的河池要塞,这里是河西走廊进入四川地区必经之路,也是嘉陵江的源头地带。氐人应该是古蜀国王族即古越人的直系后裔,由于自己隶属王族已经被强人消灭,氐人只能保全实力及古越文化习俗在松潘高原上繁衍生息,并向河西走廊、新疆及中亚等地区发展。
古蜀国灭亡后的那些尘封的历史渐渐地与中国夏商周的历史联系起来了。也许华夏族是三星堆历史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因为只有华夏族宣称自己是中华各族的始祖和正宗统治者;也许羌族、氐族等民族参与和旁观了这个历史事件,也许上述分析和推理的结果仍然不是全部历史真相。
不论如何三星堆历史事件都是一场人类文明的大悲剧。孕育人类文明的土壤里总是充满无知、野蛮、残忍和错误,在那个自私、野蛮、阴险、残忍盛行的黑暗年代里,我们怎么能希望古人去做高尚而文明的事情呢?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当年的一些真相,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类任何文明和进步都是血与火洗礼的结果,人类的一切收获都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当下,多做一些仁义之事,多做一些增加人类福祉的事情。
其实世界各地民族发展历史的轨迹都差不多,主流和强势民族总是不断地通过他们的语音、故事、文化、宗教、法律和战争,去影响、同化和征服周边的非主流的弱势的民族,最终形成更大的民族和国家。但是,这些新民族和国家都具有暴发户特征,文化靠吹牛,管制靠杀头,国家表面风平浪静、歌舞升平,但内部却是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
往后,我们将继续探讨华夏族的形成,以及华夏族在东亚大陆上开拓华夏文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