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战役的带来的震动,在入冬后慢慢开始显现。
索都在元军之中,一直负有百战百胜之名。一年前,还曾以两千精甲,吓退了大宋数万联军,解了泉州之围。转眼间,他和麾下三万余将士全部阵亡,这个结果,令人难以预料,也难以置信。
当事情变得不可从常理去解释的时候,一些侧面说法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蔓延。
索都所造杀孽过重,引得佛祖愤怒,特派九尾妖狐降下浓雾,引索都军入死地,然后瓦解其军心,假宋人之手杀之。这是一种包含了因果报应的说法,在民间留传甚广,但元庭上层却没几个人相信。
他们更相信另一种传言,就是在两军交战时,索都侧翼的汉将刘深消极避战,故意引军撤走,将索都部三万精锐推进了宋军包围。
而刘深消极避战的理由,一是因为嫉妒余索都屡建奇功,深得忽必烈宠爱。二是因为,身为汉军都元帅,刘深内心深处还对大宋存着怜悯之心,希望在东南给宋室留一寸国土。
关于刘深陷害索都,还有一种更为恶毒的说法广为留传。作为久经沙场的名将,刘深知道索都麾下这支蒙古、探马赤、汉、南联军在战场上的重要性。如果这支军队覆没了,则大元在长江以南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就去了二分之一。以后的江南战局,就要由他们这些汉将和南将来左右。而汉臣和投降的南臣本来就是同气连枝,他们左右了江南战局后,进一步就要把持整个大元朝政。
正如文天祥事先料想的那样,忽必烈的大元能把不同民族,不同等级的人凝聚在一起,靠的就是战场上的不断胜利。盖世武功和战利品的刺激,可以暂时掩盖元朝内部的重重矛盾。当前方的战场上遭受挫折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就迅速暴露出来,在内外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元朝的历史与另一时空的轨道,越偏越远。
奉命还朝的九拔都张弘范未能按原计划立刻统帅蒙、汉、西域联军前往东南“剿匪”,相反,在一些蒙古和色目大臣的极力反对下,忽必烈不得不将汉军都元帅刘深从江南召回大都待罪。并从大臾山剿匪前线调回了陷入剿匪泥潭的李恒,让他和张弘范、阿剌罕、阿里海牙四人整训即将出征的联军。
所谓的整训,就是在出征前尽量将各族联军凝聚在一起,以免出现在战场上出现相互猜疑的情况。而主帅张弘范和三个副帅,恰恰分属于汉、党项、蒙古、色目四个不同的民族。元帅们因为各自的族群利益还不能和睦,更何况底下的将士。涿郡附近的皇家校场上,一场互相拆台的闹剧开始上演。
时间悄悄地进入了祥兴二年。
大半个冬季,元军再没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而大宋朝所控制福建、广东两地,则利用这难得的“和平”机会,休养生息。
一举攻下泉州,歼灭索都,逐走刘深后,破虏军身后已经没有强敌,生存压力大大减小。侧翼的朝廷虽然存在一定威胁,但有漳、潮二州的兴宋军作为缓冲,也没机会抄破虏军后路。
在丞相府下属各部的管理下,饱受战火蹂躏的福建省快速恢复着生机。
早春的阳光从穿过云层,照在邵武周围的群山间。杨柳风吹面不寒,杏花雨沾衣不湿,正是踏青赏景的好时候。
一群人,沿着山间石级缓缓而上。走在最前头的是两个青衣文士,边行,边指点江山,举手投足间,透着饱学的儒雅。二人年龄相似,身高相等,打扮也相类,远远的看不清楚脸上表情,很难说他们谁是主,谁是客。若仔细观察走路的姿态,却发现主人和客人的步伐,大不相同。
走在左边的文士,步履坚定,每步之间,距离基本相等。显然是有过戎马生涯,经过军旅熏陶的。而走在右边的儒者,却举步维艰,每一步都带着迟疑。
“君实,你需要加紧喽,否则走到天黑,我们也到不了科技院!”行了一会儿,左边的文士回过头,冲着自己的同伴说道。
“嗨,人老不逞筋骨之能,早知道宋瑞把科学院藏得如此深,我也就不赖着非叨扰不可!”右侧的儒生喘息着为自己辩解,话语中充满着不甘。
“君实与我同年,四十几岁,哪里当得上一个老字。我看你回去后还是抓紧锻炼,争取活着看到大宋将士直捣黄龙!”
文士笑着抗议,挥挥手,吩咐侍卫雇来两个挑夫,将儒生抬在滑杆上面。
“文兄啊,陆某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儒生在滑杆上,拱着手,面红耳赤。不知道是说没想到自己身体和对方比起来如此赢弱,还是说自己的见识和对方比起来如此短浅。
没错,他就是陆秀夫,带着工部官员在福建“学习”了一个半月的陆秀夫。四十余天来,他的每一天都在新奇与震惊中渡过。
他没想到,福建北部在文天祥的治理下,会如此繁荣。街道上,车水马龙。市集中,货物琳琅满目。学校内,每日书声琅琅。
这是太平盛世才有的风景,初来时,陆秀夫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续观察数日后,他才肯定自己看到的不是假象。眼前一切都是真的,只是所有的东西都变了,不但是军制、吏治,还有百姓。大多数市井草民见了官员,不再是萎缩,躲避,而是抬起头,直视其脸,目光中带着从来没有的自尊与自信。
他也没想到,文天祥的改革如此大胆。比传说中走得更远,更急,并且每天,都在向新的目标迈进。
结束福建会战后的破虏军,彻底脱离了原来大宋的军制。作为对朝廷不信任自己的报复(陆秀夫认为,文天祥将原来大宋军中的各级头衔全部废除,而是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晋级制度。将军官分为士、尉、校、将,四级,每级列为下(少、中、上三品。以十二品简洁的晋级方式,颠覆了大宋三百年来,几经改制,越改越多,已经高达五十多级的武阶。
与军阶改变相适应,破虏军的八个标,一个水师也再度扩建。在标下,另设了团这个建制,每团设团长一名,副团长两名,下辖三个普通营和一个炮营,两千人马。而一个标,则扩展到三到四个团,六千到八千人。
通过观察,陆秀夫不得不佩服文天祥这一手玩得高明,经历一番调整、简化和梳理,文天祥不动声色地将整支破虏军的牢牢地抓到了自己手中。团、营一级的军官,都是经过军官夜校和教导队培训过的百战老兵。高层武将内心深处即使倾向于回归传统,也再难将部队拉出来,响应朝廷的号召。
在军制之外,对陆秀夫触动最大的是福建路吏制的变化。地方官员被精简到极限,原来大宋的冗官,冗员全部剔清。粮赋全部被免除,相关官吏一概撤消。丞相府对地方的控制,只有刑名和财务。州、县之父母官,居然由当地百姓自己推选,而吏部只管考证其品行和能力,不对推举结果进行干涉。
这已经不是革新,而是对传统的颠覆,陆秀夫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但他同时清醒地知道,自己无法对这一切开口指责。因为文天祥的改革,革除了大宋身上百年的痼疾,给整个福建带来了勃勃生机。
无论是由市泊司延伸出来的海关,还是由工部百工坊脱胎出来的科学院,无论是从刑部衍生出来的巡回法庭,还是从吏部分化出来的律政处,每个部门,都比原来定位更准确,运转得更高效,更有利于国计民生。
借用文天祥关于国家的概念,陆秀夫知道,大宋朝庭管理下的中国,就像一个病重的患者,每拖延一天,身上的痼疾就会更重一些。而北元朝庭的管理方式,则像一个提着刀的屠夫,只管从华夏身上割肉,至于国家和百姓的死活,他们不在乎,也懒得在乎。
继承了大宋传统,颠覆了北元统治的福建破虏军政权,则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抚平北元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创伤,同时,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让华夏文明恢复健康与生机。
陆秀夫已经不敢评价文天祥做得对不对,儒者的本心告诉他,这一切对华夏有利。但他也不敢完全接受文天祥的改革,这种变革,适用于破虏军变相割据的福建,而不适合整个朝廷。
福建被元军占领后,原来大宋遗留的一切被破坏殆尽。可以说,北元将大宋的影响彻底抹去,把福建变成了一张白纸。文天祥夺回这张白纸,自然可以在上面信笔涂抹。
而行朝,却保留着大宋所有传统,包括它身上那些致命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