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张世杰部渡过九龙江，与许夫人，文天祥一起，将三万元军困在文蒲山东南，一个方圆不足十里的半岛上。背对大海，粮尽援绝，索都数次组织夜间突围，都被联军死死顶了回去。

但从军事角度来分析，扭转了大宋危局的福建战役，破虏军胜得险之又险，十分中有七分为侥幸。但如果脱离军事角度，从福建战役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上来看，破虏军获胜，索都被困，又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一切还得从杨亮节离开福州时开始说起，比起前线战局的千变万化，一个多月来，大宋行朝上对文天祥态度的变化，毫不逊色。

当国舅杨亮节出使福州回来后，大宋朝庭上立刻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言官和随朝世族纷纷上表，要求小皇帝下旨，声讨文天祥和破虏军。剥夺文天祥的一切官职和封爵，并号召天下忠义之士，讨伐此不道逆贼。

出人意料的是，以杨亮节为首的皇亲国戚势力突然调转方向，完全站到了破虏军这一边。先是引经据典，根据王安石改军制，张浚撤厢建军等种种本朝已经有过的先例，论证改变军制乃是丞相的份内职责。然后以破虏军只是将军队结构更加细化，兵制实际上与“将兵制”相差不大的事实，驳斥了言官们对文天祥擅改祖制的弹劾。最后，以诸多战例证明，当时整个朝堂漂流在海上，文天祥一军独秀，功在社稷。纵是有不当举措，也应该忽略不计。

正在辩论双方各抒己见，僵持不下的时候。破虏军进攻泉州，兴兵为宋室复仇的消息突然传来。朝廷上，对文天祥和破虏军的所有指责，一下子变成了站不住脚笑话。

毕竟大宋三百年，除了被冤杀的岳武穆，还没有一个“逆贼！”、“奸佞！”，曾经试图为皇家复仇。

消息在民间不胫而走，军中低级军官，对破虏军在前线浴血奋战，朝庭上不发兵助战，反而拖破虏军后腿的行为，议论纷纷。

而坊间巷里的流言，更是对朝庭目前的举止充满鄙夷。一时间，外界非议之声四起，无论文天祥是否有造反的企图，在世人的议论中，都变成了朝庭步步紧逼，试图逼一个忠直之臣领兵造反的事实。

无形的压力面前，很多言官自动闭上了嘴巴。庭议上，向来不介入朝廷争端的禁军统领凌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根据实际战例，论证了文天祥改变军制的好处，及其对眼下抗元战争的现实意义。

凌震一系的介入，让几个坚持说文天祥大逆不道的官员和统军将领措手不及。顷刻间，朝中舆论调转方向，把一顶顶高帽子，戴到了文天祥和破虏军头上。

原来大逆不道的行为，都变成了当机立断。不报朝庭，擅自改变地方治政方式的罪名，也变成了事急从权。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目瞪口呆。只有张世杰、苏刘义等少数核心人物，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什么。

外戚集团的突然变卦不难理解，两大船的金银细软，还有大把的大元交钞，足以让他们将黑的说成白的。

但凌震的态度，却代表了杨太后、陆丞相和小皇帝的意见。就是无论如何，要把破虏军，拉回大宋这条船上来。

文天祥在福建的战绩和民间声望，让朝堂上的有识之士很快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把文天祥说成逆贼，未必能动摇得了他于天下豪杰心中的地位，也未必威胁得了破虏军的生存。但离开了破虏军的支持，朝庭却未必能生存得下去。

至于拒绝支付火炮和钢弩的错误，被自动忽略。在仔细考虑到民间舆论和文天祥可能进行的选择之后，张世杰做了一个冒险的决策，出兵配合破虏军，打通广州到到福州的通道。

为大宋皇室复仇，是每个大宋臣子的义务。拿下泉州的一方，在将来的争执中，就占据道义的制高点。

打通了福州到广州的通道，火炮和钢弩的秘密，破虏军就不能独享。同样是拱卫大宋皇室的勤王人马，克敌利器也应该见者有份。

抱着各种目的，一盘散沙般的各路勤王人马，再次站在了张世杰的令旗下。从泉州兵败后，就除了嫡系数千江淮劲卒之外再调不动一兵一将的张世杰立刻如鱼得水，迅速布置了绕过潮州，直取漳浦的战略。

福建局势，一瞬间逆转。

“天亡我也！”杀人王索都在最后的日子里对着苍茫的大海感叹道。

他不知道，亡他的不是天，而是人心，大宋百姓的复仇之心。是对刽子手的仇恨，让大宋行朝隔阂甚深的几方势力，出乎意料地团结了起来。而团结起来所爆发出的威力，照亮了整个迷茫时代。

“文丞相武不及张公世杰，谋不及陈公宜中。时敌我双方，智略超乎丞相之上者比比皆是。然丞相始终能因势力导，终操胜券。时也，运耶？盖其眼光独到，目光已超越历史尔！”史学家在五十余年后，如是记载。他认为，文天祥当时能使出引导舆论、贿赂双方官员、截杀信使制造消息不对称等诸多后世兵家口中的经典辅助手段，是因为，其高瞻远瞩，目光超越了历史，直达未来。

他的观点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但那些参加过福建战役的老兵却不这么认为。

“文丞相没有超越历史，他恰恰融入了历史当中，知道那些挣扎于历史大潮中的普通人，他们最需要什么，追求着什么！”

“因此，他和大伙一起创造了历史。”